熟练掌握调查研究的诀窍，才能真正实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理念。这也体现了观察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

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传家宝，是做好各项工作的基本功。习近平同志在担任浙江省委书记期间，曾在《浙江日报》的“之江新语”专栏发表232篇评论文章。《调研工作务求“深、实、细、准、效”》就是其中的一篇。全文只有200多字，不仅阐述了调查研究的重大意义，而且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做好调查研究的“五字诀”，即“深、实、细、准、效”。

面对新时代新使命新要求，刻舟求剑不行，闭门造车不行，异想天开更不行，必须进行全面深入的调查研究。“深、实、细、准、效”蕴含着深刻的哲理和方法论意义，具有鲜明的现实针对性，是指导我们做好调查研究的重要遵循。

“深”，就是要深入群众，深入基层，到田间、厂矿、群众和社会各层面中去解决问题

“涉浅滩者得鱼虾，入深水者得蛟龙。”真实有用的情况、深层次问题往往被浮在表面的现象所覆盖，只有“扎”下去，才能“捞”上来。“蹲下去才能看清蚂蚁”，这就要求我们在调查了解情况时，必须真正沉下去、接地气，而不能学“井中葫芦”，表面看像是下去了，实则却浮在水面；更不能学“盲人摸象”，摸到一点就妄下结论。只有真正做到既“身入”又“心入”，才能看清“蚂蚁”、抓到“活鱼”。

1930年5月，毛泽东同志写《寻乌调查》期间发生的一件事，至今仍耐人寻味。一次，毛泽东把红四军宣传队集合起来，问大家：“你们在寻乌作了调查没有？”宣传队的同志回答说：“调查了。”毛泽东又问：“你们在寻乌作了调查，那么，你们讲一讲寻乌做生意哪一类最多？”这一问，把大家问住了。这时有个别同志说：“大概是做豆腐的最多吧！”毛泽东接着又问：“就算做豆腐的最多吧。那么你们再说一说，寻乌哪几家做豆腐做得最好？”对这些问题，宣传队的同志都答不上来。最后毛泽东笑着给大家回答了前面几个问题。事后，宣传队的同志分头下去调查，结果和毛泽东讲的完全一样。

2011年11月，习近平同志在中央党校秋季学期第二批入学学员开学典礼上，曾这样评价毛泽东的寻乌调查：“直接与各界群众开调查会，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诸如该县各类物产的产量、价格，县城各业人员数量、比例，各商铺经营品种、收入，各地农民分了多少土地、收入怎样，各类人群的政治态度，等等，都弄得一清二楚。这种深入、唯实的作风值得我们学习。”时下，一些同志搞调研，为什么跑面蹲点忙乎了半天，得到的情况是“外甥打灯笼——照旧”；而有的却能看清“蚂蚁”、捡回“活鱼”？其区别就在于是不是真正深入下去了，是不是做到了“解剖麻雀”。实践证明，搞好调查研究，经验千条万条，最根本的只有一条：深入、再深入。

“实”，就是作风要实，做到轻车简从，简化公务接待，真正做到听实话、摸实情、办实事

毛泽东同志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鲜明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1988年，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宁德任地委书记，到任3个月就走遍了9个县，后来又跑遍了全地区绝大部分乡镇，还走山路去了不通公路的偏远山区。这样的调查，生动体现了他所推崇的“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的求实作风。安徽凤阳小岗村党委第一书记沈浩，初到村子就跑遍了全村108户人家，驻村6年完成29本“民情日记”。正是这种扎实的调研，赢得了乡亲们的评价：“他眼皮不往上翻，跟咱亲近。”

调查研究始终是了解情况最有效的方法之一，也只有真正了解、掌握方方面面的情况，才能做到去伪存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的下基层调研走马观花，下去就是为了出镜头、露露脸，坐在车上转，隔着玻璃看，只看‘门面’和‘窗口’，不看‘后院’和‘角落’，群众说是‘调查研究隔层纸，政策执行隔座山’。有的明知报上来的是假情况、假数字、假典型，也听之任之，甚至通过挖空心思造假来粉饰太平。”作为领导干部都要警醒起来，着力解决调研中不深不细不实的问题，真正提高调研的准确性和实效性。调研要轻车简从，呼呼啦啦一大群人，群众见了躲得远远的，怎么能打成一片？如果事先打了招呼，下面都用同一条路线、同一批对象来对付，怎么能了解到真实情况？而真正有价值的调研，就是要让基层一线的干部群众畅所欲言，正面的要听，反面的也要听；顺耳的要听、刺耳的也要听。多听听真实的声音，多了解真实的情况，才能为正确决策打下扎实的基础。

“细”，就是要认真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深入分析问题，掌握全面情况

调查研究是件细致活，不能粗枝大叶。1959年至1961年，我国国民经济陷入困境。为了弄清实际情况和问题所在，毛泽东同志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陈云同志率先垂范，1961年6月下旬到7月上旬，他在上海市青浦县小蒸人民公社住了15天，接着他又到杭州、苏州，找了与青浦情况相仿的专区和县进行调查，研究了种双季稻和小麦问题，还调查了养猪和自留地的情况。另外，他又找了与青浦土地、人口、气候条件不同的萧山和无锡两县的同志，调查了种植情况，研究了农作物种植安排上的有关问题。正是凭着这种严谨细致的作风，陈云同志收获颇丰。调研结束后，他向中央提交了关于农村调查的三份报告：《母猪也应该下放给农民私养》《种双季稻不如种蚕豆和单季稻》《按中央规定留足自留地》，对于恢复与发展农副业生产起了重要作用。

对比陈云同志调查研究的严细作风，我们现在的一些调查报告和工作研究，常常会出现“基本上”“大体上”“大多数”等模糊概念。什么原因？就是调查工作做得不细致、不扎实，对许多情况和数据摸得不深不透，也无法进行定量分析，只能大而化之，概略瞄准。搞调研最重要的就是要细，只有细才有真，只有细才保证准。我们之所以强调要“解剖麻雀”“蹲下去看蚂蚁”，就是因为只有搞清微观，才能把握宏观，微观搞得越清楚，宏观决策越明晰，工作指导才越有针对性。对于那些大而化之的所谓调研，不妨多一些对问题的精准发问，使一些作风浮躁的干部如坐针毡，甚至当面出丑，方能收到“红脸出汗”的效果，促使其转变作风。

“准”，就是要善于分析矛盾、发现问题，透过现象看本质，把握规律性的东西

习近平总书记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调查研究的过程，是领导干部提高认识能力、判断能力和工作能力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既需要我们掌握调查研究的正确方法，带着问题意识，关注实践难题，走进群众中间，通过“身入”和“心入”，提高了解情况的精确度；更需要我们增强党性观念，摈弃私心杂念，敢于说真话、报实情，提高解决问题的精准度。

1959年庐山会议后，彭德怀同志闲居于北京西郊花园住地。1961年9月，他征得中央同意后前往湖南家乡湘潭乌石大队彭家围子进行调研。在座谈会和个别走访中，有人反映“大跃进”中刮“五风”的情况，有人诉说缺吃少穿的生活现状，他都耐心听取，一一记下。针对群众反映最多的“能否分田到户”“‘五风’问题”，他都耐心解答、做好工作。经过一个多月的调查，他审定了随行工作人员起草的五份调查材料，彭德怀肯定了1958年以来兴修水利的成绩，也反映了农村“大跃进”运动中粮食减产、“五风”严重、群众思想混乱、生产情绪低落等问题。调研结束回到北京后，他让随行人员把五份调查报告送杨尚昆转送中央。在这次农村调查中，身处逆境中的彭德怀坚持“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要掺假”的调研宗旨，坚持以共产党人的本色如实记录、反映问题。精准的调研成果中，折射出共产党人实事求是、关怀群众疾苦的党性原则和为民情怀，至今仍然值得我们怀念和学习。

“效”，就是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要切实可行，制定的政策措施要有较强操作性，做到出实招、见实效

调查研究的最终目的是求“效”，就是出实招、见实效，用切实可行的、有针对性的措施解决问题。这就要在调查、研究、运用这三步棋上下功夫。调查，就要正视问题、发现问题，从个性中找到共性，从苗头中发现倾向性。研究，就要弄清问题的性质，分析问题的症结，透过现象看本质，形成规律性的认识。运用，就是把调研成果用于科学决策，切实解决群众关注的问题，提高为民谋福利的实效。衡量调研做得好不好，不是看搞得规模有多大、时间有多长，也不是调研报告写得好不好，关键要看调研的实效，看能否把问题解决好。

2017年12月28日，《人民日报》在《心无百姓莫为官——习近平同志帮扶下姜村纪实》中，披露了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重视调研实效的一些细节：村支书姜银祥提出：“想请省里帮我们建沼气，否则，山就要砍光了……”习近平同志当即肯定：“这个提议好！”他请随行的同志记下来，并叮嘱：“资金由省财政解决。”几天之后，省农村能源办公室便派专家入村进行指导，资金也很快落实。在种茶大户姜德明家召开座谈会时，习近平同志详细询问农产品生产和销售情况，并扳着指头一笔笔和大家算着投入和产出账。当有人提出“缺人才”“缺技术”时，习近平同志当即表态：“省里研究一下，给你们村派一个科技特派员来。”不久，浙江省中药研究所高级工程师俞旭平进驻下姜村……习近平同志的一言一行饱含着求实作风和爱民情怀，为我们在调研中如何求实效、办实事作出了榜样。只有心怀百姓，才能让调研多些温暖；只有注重实效，才能让调研多些价值增量。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之际，重温调研“五字诀”，领悟“深、实、细、准、效”的要求，更加体会到中国共产党人一以贯之的人民立场和求实作风。只有谨记并践行“深、实、细、准、效”的调研要求，切实推动全党形成崇尚实干、力戒空谈、精准发力的良好作风，才能确保中央大政方针和决策部署在基层落地生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