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说吴隐之】
吴隐之饮贪泉水而言志的故事，大抵世人皆知。他也许是最早对贪泉“功能”证否的官员，所以房玄龄等撰写的《晋书》赞曰：“吴隐之酌水以厉精，晋代良能，此焉为最。”
位于广州石门的贪泉，不仅名字不那么好听，而且“相传饮此水者，即廉士亦贪”，还有能够使好人变坏的“实用功能”。泉水能使人“易心为墨”，十足令人惊诧莫名。然广州刺史吴隐之上任之际，专门去贪泉“酌而饮之”。结果呢？为官却是“清操逾厉”，践行了自己“试使夷齐饮，终当不易心”的承诺。用晋安帝的话说，叫做“处可欲之地而能不改其操”，而当初派他前来，正是“欲革岭南之弊”。之后，唐朝广州都督冯立也是这样。面对贪泉，他说：“饮一杯水，何足道哉！吾当汲而为食，岂止一杯耶，安能易吾性乎！”说罢“毕饮而去”。在职数年，冯立也是“甚有惠政”。
清代学者屈大均是广东人，他对家乡的泉水负“贪”之恶名十分不服。他指出，如果贪泉“饮之辄使人贪”，东莞还有廉泉，“未闻有饮之而廉者也”，怎么就没有喝了变得廉洁的呢？为什么同样是泉水，“廉者不能使人廉，贪者乃独使人贪？其人累泉乎？泉累人乎？”
屈大均之问，何其振聋发聩！“泉之见罪，非有吴刺史不能释”。的确，从吴隐之为贪泉平反开始，后之仍持“易心为墨”论调者，暴露的只是其流氓性的一面。
——潮白
《楚辞·渔父》曾借屈原与渔父的一段对话，提出这样一个灵魂拷问：在一个“世人皆浊”的年代，是见机行事、随波逐流，还是保持正直清白，绝不同流合污？
如果说东汉的杨孚正直勤政，是因为他有幸遇到了明君治世，那么在大约300年之后分裂动荡的东晋末年，却有这样一个人，面对一口据说饮后必生贪念的“贪泉”，敢于犯险试酌，用一生的克勤克俭、清恪自守，证明贪欲生于人心，而不在于环境，为后世为官者作出了表率。
“古人云此水，一歃怀千金。试使夷齐饮，终当不易心。”这就是被《晋书》推为“晋代第一良吏”的吴隐之所作著名的“贪泉诗”。
吴隐之饮“贪泉”的典故，曾被王维、李白、白居易、钱起、苏轼等人的诗文广泛引用，更因王勃《滕王阁序》中的名句“酌贪泉而觉爽，处涸辙以犹欢”而誉满天下。这段历史就发生在距离广州市区西北约20公里处的石井镇石门村，“贪泉”原址立有石碑以示纪念。
其实，吴隐之身处的东晋官场，对人性的考验远甚于“贪泉”。战乱频繁，生灵涂炭，权贵当道，贪腐成风……诚如宗白华在《美学散步》中所言，汉末魏晋六朝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也是“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当同时期的许多读书人对现实深感失望，转而谈玄论虚的时候，吴隐之的故事愈发令人深思。
身居高位 清俭如旧
一介布衣，生于贫寒之家，既无祖荫，又无资产，却得名流举荐，又获权臣赏识，在公卿乃至皇室的连番提拔之下，一路平步青云，直至官居大位……
观其一生，吴隐之的仕途顺畅到不可思议。特别是在晋代，门第观念根深蒂固，选官制度成为世家子弟晋升的“快速通道”，以致“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晋书·刘毅传》），吴隐之的际遇堪称是一出平民逆袭的传奇。
吴隐之，字处默，濮阳鄄城人，生年不详。祖上曾是与司马懿、陈群、朱铄并称曹丕“四友”之一的吴质，因辅佐曹丕称帝有功，得以封侯，子孙也都做过官。
到了吴隐之这一代，家道中落。《晋书·吴隐之传》说他“美姿容，善谈论，博涉文史，以儒雅标名”，弱冠之年就品行出众，就算穷到每日以豆粥果腹，也不取不义之财。
吴隐之在成为清官之前，首先是一个孝子。他早年丧父，侍奉母亲很是用心。母亲去世时，隐之和胞兄坦之悲痛欲绝。传说两人恸哭之声感动了天地，引得双鹤鸣叫，盘旋不去。
《晋书》对吴隐之出仕经过的记载，很有几分戏剧色彩：玄学家韩伯母子与隐之为邻。韩母闻其哭声，难过到食不下咽，便对儿子说，如果你将来做了掌管人事任用权的大官，就该举荐像吴隐之这样的人。不料竟一语成真，韩伯果然累迁至吏部尚书，在他的力荐之下，吴隐之从一个地方基层文员——功曹开始，踏上了从政之路。
东晋自南渡以来，王室孱弱大权旁落，觊觎帝位的各股势力蠢蠢欲动，叛乱四起。以前秦为首的北方诸国虎视眈眈，后期又爆发大规模农民起义，内忧外患使得朝中形势复杂难测，时常“城头变幻大王旗”。
然而，吴隐之在东晋晚期数十年的为官生涯中，却仿佛超然于外，屡受褒赏，历任奉朝请、尚书郎、御史中丞、左卫将军、中书侍郎等要职。
不仅如此，晋孝武帝司马曜，大司马桓温，淝水之战晋军大都督谢石，以及北府军将领刘裕等人都对他颇为器重。这些皆是当时处于权力斗争巅峰的关键角色，谯国桓氏与陈郡谢氏两大家族互为死敌，而刘裕曾率兵讨伐桓温之子桓玄谋反篡位，自己却又成了终结东晋江山的“南朝第一帝”。
吴隐之能夹在各派朋党的利益攘夺之中免受冲击，受到多方礼遇，原因还是在于他令名远播。任晋陵太守时，他仍和显达之前一样布衣蔬食，负柴之类家务仍由妻子操持，把俸禄赏赐都分给亲族，使得家无余财，冬月无被，洗衣时没有多余的衣物替换，只得披棉絮取暖，“勤苦同于贫庶”。
隆安年间（397-401），吴隐之出任广州刺史，“清操逾厉”，常食不过蔬菜及干鱼，官方配备的帷帐、器具、衣服一律弃而不用、交到库房。
随后，他还升任度支尚书、太常等职。从掌管一郡（市）、一州（省）到一国财政税收，他始终厉行俭朴，每月饷银仍旧只留基本用度，其余用来救济他人。家人纺织度日，妻子儿女不沾寸禄，遇到困难时期，甚至吃不上饱饭，身上穿的衣衫破旧不堪。
吴隐之的立身处世，与历史上那些来自底层、一旦大权在握便极尽搜刮的贪官形成了鲜明对比。例如《长安十二时辰》中庶民出身、依靠攀附钻营上位的反派官员元载，历史上就确有其人。
岭南垂范 革除旧弊
吴隐之砥砺清节的作风，也曾惹来“做作”的非议。因其所处时代的社会风气，从中央到地方都与“清廉”二字格格不入。
历代史书以及《世说新语》《抱朴子》等文学作品中关于晋代王公贵族昏聩、荒淫、残暴、奢靡的种种记载不胜枚举，例如晋武帝为了选妃禁止天下婚嫁，晋惠帝的“何不食肉糜”，石崇与王恺炫奇比富等。西晋第二位皇帝即位时，已是“盘剥百姓，政出群下，纲纪大坏，货赂公行，忠贤路绝，谗邪得志”。（《晋书·惠帝纪》）
到了东晋，门阀世族气焰熏天，大肆兼并土地，贪污受贿，以穷奢极欲为荣。吴隐之昔日的上司谢石就是一例。谢石出身名门，战功彪炳，却又“聚敛无餍，取讥当世”。太学博士范弘之曾批评他贪掠财物，大兴土木，生活奢靡，不惜财力，实为“人臣之大害”。（《晋书·儒林列传》）
有意思的是，谢石曾主动请吴隐之任其主簿。身为将军的秘书，吴隐之嫁女的时候，竟然为了筹措嫁资，要临时遣仆人上街卖狗，“此外萧然无办”。谢石对他多有照拂，知其清贫，还专门派人替他置办婚宴。两人一为巨贪，一为良吏，这段关系颇为耐人回味。
像谢石这样的晋代官僚阶层之所以敬重廉吏，是因为他们深知吏治廉明的重要。曹魏时期出现了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监察法规《六条察吏》。在此基础上，西晋又出台了《察长吏八条》和《五条律察郡》，分别明确了对高级官员（长吏）和郡县政绩民生的监察范畴。
在有成法可参照的情况下，东晋朝廷忌惮大规模的反腐整治会动摇统治根基，失去豪门望族的支持，故而一方面采取“镇之以静，不为察察之政”的暧昧态度，姑息放任，甚至沆瀣一气；另一方面，又把期望寄托在吴隐之这样的贤能身上，派他南下广州，“革除旧弊”。
那时，岭南路途遥远，瘴疫流行，却是自汉代以来的水陆货运枢纽，山海珍异辐辏，是世人艳羡的“金山珠海，天子南库”（屈大均《广东新语》），加上天高皇帝远，疏于监管，极易滋生腐败。《南齐书·王琨传》有云：“南土沃实，在任者常致巨富，世云‘广州刺史但经城门一过，便得三千万’也。”而石门处于广州西北水路要冲，为履新必经之地，“一饮贪泉、廉士必贪”的说法便由此而来。
为避免重蹈前任官员覆辙，吴隐之特意在上任途中拜访“贪泉”，当众饮水赋诗破除流言。就任后他不辱使命，大力惩治贪财纳贿行为。有部下为了示好，给他送鱼时去除鱼刺，吴隐之非常厌恶，将之喝斥赶出帐外。
经过他的努力，岭南风纪大为改观。晋安帝司马德宗下诏表彰他：“夫处可欲之地，而能不改其操……革奢务啬，南域改观
廉慎传家 影响深远
离任之前，孙恩卢循领导的农民起义战火波及广州，吴隐之及家眷一度被卢循俘虏。危急关头，幸得刘裕出面调停，才得以获救。
归舟之日，吴隐之行李单薄，“装无余资”。今天，广州市石井镇“贪泉”附近、流溪河下游有一个小岛。传说吴隐之在船上清点随行物品，发现妻子带了一斤沉香，因怀疑来路不明，遂丢到水里。沉香一入河中，顿时化为沙洲，故而得名“沉香沙”，又名“沉香浦”。
返乡后，吴家仅数亩小宅，茅屋六间，以竹篱为院墙，都很简陋。刘裕赐给吴隐之车子、牲畜，为他起宅，都被他谢绝了。
义熙八年（412年），吴隐之正式退休，被授予光禄大夫，次年辞世。他多次获得朝廷的优赐嘉奖，天下廉士以之为荣。
当初，吴隐之的先祖吴质同样出身寒微，才学通博，却因为仗着曹丕恩宠“怙威肆行”，卒后被谥为“丑侯”，还是靠着儿子坚持不懈上书二十余载才获得平反。吴隐之是否受此影响不得而知，或许对他来说，只有“廉慎”二字，才是茫茫宦海唯一的安身立命之道。在他去世以后，这两个字成为吴氏后人的家规，他的子孙在为人“孝悌洁敬”方面代代相传。
吴隐之的事迹对岭南官场影响深远。宋代淳熙初年，福建泉州人李维、李纶兄弟同赴广东为官，曾在石门江边举杯起誓：“倘负军民，有如此水！”说完将杯子投入江流，竟然不沉。两人亦兑现承诺，广施廉政，受到百姓拥戴。有人编了这样一首民歌以示赞颂：“石门之水清且清，晋吏一歃千古荣。争如李公投杯盟，水流汹汹杯停停。”（参见《四库全书·广东通志卷三十九》）
事实上，在吴隐之之前，东汉末年至魏晋时期，中国历史上也曾涌现出毛玠、崔琰、胡质、胡威、傅玄、陶侃等一干以忠廉直亮著称的名士。特别是陶侃在任广州刺史期间，整肃秩序，执法廉明，还留下了一段“搬砖自励”的佳话，可见并非人人皆会“越岭丧清”。
另据宋方信孺《南海百咏》所载，五代十国时割据广州地区的南汉统治者因不喜“贪泉”之名，派人运石填埋，“贪泉”从此不存。而到了清初，到广东做官仍被视为一桩“油水丰厚”的美差，大小官员一旦接到赴粤调令，“靡不欢欣过望”，“以为十郡膻境，可以属餍脂膏”。（屈大均《广东新语》）
“贪泉”的存没与岭南古代官场的关系足以证明，吴隐之对“廉”的见解是十分精辟的——一个人是否廉洁，归根到底在于内心信念是否坚定。他曾告诫身边人“不见可欲，使心不乱”，保持心境澄明，故而处浊流亦能自清；反之，若因贪念动摇了心志，进而利用职权徇私渔利，却归咎于外部因素的诱惑和误导，不过是推卸责任、自欺欺人罢了。吴隐之在1000多年前尚且明白这个道理，今人更应引以为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