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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高而忧”是警醒
2018-05-18 10:43   中国纪检监察报   (点击: )

 

据《大唐新语》记载,岑文本被提拔为中书令后,回到家里闷闷不乐、面露忧色。他的母亲感到奇怪并问他原因,岑文本回答:自己没有功勋,也并非老资历,获得太大的荣誉,职位高责任重,这是古人所戒的,所以感到忧虑。有来向他庆贺的,他就说明只接受安慰,不接受祝贺。岑文本升迁后不喜反忧,表明了其对地位与能力、权力与责任之间关系的清醒认知。

清朝名臣曾国藩34岁时,从一名会试考官升为从四品的侍讲学士。曾国藩不但不高兴,反而战战兢兢。他在给弟弟家书中写道:“这次晋升,实在出乎我意料。我日夜诚惶诚恐,自我反省,实在是无德足以承受。你们远隔数千里之外,一定匡正我的过失,时时寄信来指出我的不足。”面对升迁,曾国藩能够正确认知自己,时刻保持警醒,常存敬畏之心,这正是他能成为三朝元老的重要原因。

岑文本、曾国藩在升迁之时不喜反忧,是一种为官从政的大智慧。他们心中之“忧”,是一种自我警醒和自我砥砺,放在当下仍有借鉴意义。正如古训所言,德不配位,必有灾殃。对领导干部来说,职务的晋升并不意味着党性、觉悟、素养和能力会自然而然地随之提升。踏上新岗位,领导干部应常存忧患之心,从过去的功劳簿中跳出来,既要正确认识自己,摆正位置,也要清醒认识更高的职务、更大的权力带来的是更大的责任、更高的要求,自觉提升自身素质和能力,练好应对新挑战的“内功”。

回望共和国的历史,老一辈革命家不因升迁而忘乎所以,理性看待自己过去的功劳,居高位却不忘本的例子,有很多。陈云同志曾经指出,一个人为党做好工作,这是应该的,有了成绩,头一个是人民的力量,第二是党的领导,第三才轮到个人。他说,我们是党员,在党的领导下,适合老百姓的要求,做了一点事,如此而已,一点不能骄傲。许光达同志在得知自己将被授予大将军衔时,深感不安,主动提出“降衔申请”,声称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微不足道”。

反观现实中,也有极少数领导干部升职加薪则喜不自胜,位高权重则任性妄为。有的升迁后,顿觉高人一等,高高在上,与人民群众的距离越来越远;有的位高脾气长、官升胆子大,“官老爷”味十足;有的将功劳全归于自己,忘记了手中权力来自于人民,成绩和荣誉也应属于人民,陷入“无知的自负”……

这类喜而不忧者,沉迷于升迁的喜悦中,失去了冷静清醒的态度,忘记了自身职责和岗位要求,不担当、不作为甚至乱作为,一不小心就会犯错误、出纰漏,甚至陷入贪腐的泥淖。君不见,近年来落马官员中,不少正是因为不能正确对待升迁的顺境,没有“位高而忧”的警醒,沉浸在“自我感觉良好”的状态中无法自拔,直到走上歧路、身陷囹圄,才追悔莫及。国家能源局原局长刘铁男一直拼命追求职务升迁,缺乏忧患意识,妄自尊大,骄矜自满,导致思想改造停滞甚至退化,从而一步步滑向贪腐深渊;“五假干部”卢恩光把党纪国法置于一边,一路拉关系买官和谋取荣誉,从私营企业主摇身变为副部级领导,享受了高位带来的光荣,最终逃不过爬得高、跌得惨的结局。

古人云:“夫任重者,其忧不可以不深;位高者,其责不可以不厚。”面对职位升迁,领导干部要保持“蝼蚁之穴、溃堤千里”的忧患意识,心存“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敬畏之心,在“忧”中奋发,在“忧”中慎独,并将心中之“忧”转化为行动之“力”。如此,方能站得稳脚跟、扛得起责任,才不会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与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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