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公务员就不要想发财”，这是人社部副部长、国家公务员局局长信长星日前在一次会议上的发言，他说公务员是一份职业，但又不是普通的职业，其一言一行代表着党和政府的形象，必须“‘严’字当头，严以律己。当公务员就不要想发财，想发财就不要当公务员。”

人非土石，孰能不吃喝拉撒？基本的物质生活人人都需要。日常生活中大家都得和“财”打交道，完全没有“财”的托底也存活不下去。只是，人对财富的需求极具弹性。贪婪者金玉满堂也嫌少，淡泊者一茶一粥足够了。因此，有些人对发财无比追崇，有些人则对它没多大兴趣。倘若是平常人，追不追求发财是个人自由，尤其是在市场经济格局下，正当追求财富并无不妥。可若是官员，就必须在思想观念上与“发财”绝缘，自觉与之保持距离，否则难免步入危险的深渊，付出惨重代价。

这是因为“当官”与“发财”古来就互斥。千百年来人们虽常常把这两个词放在一起说，但在语气上，中间有一个顿号。也就是说传统的成功观是把“当官”“发财”并列起来说的。即要么当官、要么发财，只能二取一，又要当官又想发财就难免以权谋私、贪污腐败，最终两头都不落好，轻则丢官去职，重则身败名裂。古代的梁冀、严嵩、和珅等等，都是又要当官又想发财的典型。他们最终不仅丢官失财，而且受到世人唾弃。

因此，中国古代的文人士大夫非常排斥发财，格外注重清名。北宋名臣范仲淹非但不取不义之财，而且把俸禄拿出来创办义学，施惠于民；清初大员于成龙不仅不贪污钱财，连朝廷默许的火耗补贴也不收，长期吃不起肉食，被称为“于青菜”；更极端的是殷之名士伯夷、叔齐宁愿饿死不食周粟，他们对发财没有一丁点儿兴趣。因为雅志高洁、排斥发财，把当官和发财的问题看得很透，因此受到百世敬仰。

现代政治文明对为官者要求更高，欧美日韩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对官员的廉洁要求都非常高。一旦发现他们有以权谋利、收受贿赂、妄图发财的情况，弹劾、罢免和追责机制马上就会启动。后果不仅仅是丢官，还要受到法律惩处，有的需要坐牢去。在这些国家，有的官员就因为用公款买了一盒盒饭，或者收了纳税人的一点好处，结果就被追究。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将领导干部定义为“公仆”，对他们提出了比西方更严格的要求。

习近平、李克强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在不同场合告诫领导干部“当官就别想发财，想发财就别当官。”“为官发财，应当两道，既然担任了公职，为公众服务，就要断掉发财的念想。”区分“两道”，划出了一条红线：想从政，就不能发财；想发财，就别来从政，决不能脚踩两只船。然而总有一些人明明懂得“当官”与“发财”的互斥性，却偏偏要脚踩两只船，又要当官又想发财，结果只能是身败名裂。周永康、刘铁男、蒋洁敏、赵少麟等等，官位不可谓不高，职权不可谓不大，倘能自守清廉，克己为公，不是不能为党和人民建功立业、实现价值。可他们愣是把“当官”“发财”这完全相斥的“两极”捏到一起，死命地按住、压住，如此罔顾规律，最终不爆开、不炸伤自己才怪。

前车之鉴，后事之师。各级领导干部身居官位，就当殚思竭虑为百姓办事，不该破的“戒”不要破，不该用的权不要用，不该犯的错不要犯，坚决和发财的念头说再见，自觉排斥各种“发财”的理由和“机会”。这样做，从大处讲，是无愧党和人民，不损党和政府形象；往小了说，是为了让自己能够有个好的官声，在位时有所作为、，退休了平平安安，百世后留下清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