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在早期的斗争实践中，取得了一些重要的经验教训，其中一条便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没有革命的武装斗争，是不可能取得革命胜利的。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释道：“正当大革命如火如荼的时候，国民党反动派背叛革命、背叛人民，向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举起了血腥的屠刀。一时间，神州大地笼罩在腥风血雨之中，中国共产党面临被赶尽杀绝的严重危险，中国革命处于命悬一线的紧要关头。在严酷的斗争和血的教训中，我们党深刻认识到，没有革命的武装就无法战胜武装的反革命，就无法担起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就无法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无法改变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命运。”党指挥枪，建立人民军队为党和人民冲锋陷阵，这是党在血与火的斗争中得出的经验教训。

　　大革命在敌人的大屠杀中宣告失败

　　1924年至1927年，在国共两党共同努力下，中国大地上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的革命运动。这场革命运动席卷全国、规模宏大，其发动群众之广泛，影响之深远，在中国近代革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人们将其称之为“大革命”或“国民革命”。在大革命中，对于作为中国革命主要斗争形式的武装斗争问题，党在认识上有了新的进步。此前，共产党批评国民党专做军事工作而忽视民众运动，但自己却往往专做民众运动而忽视军事工作。在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党开始注重开展兵运工作。省港大罢工开始后，党看到了工人纠察队武装的重要作用，因而专门讨论了武装工人阶级的问题，提出要“有组织的去预备武装工人阶级中最勇敢忠实的分子”。这一时期，以瞿秋白的《中国革命中之武装斗争问题》的发表为标志，党内已有同志开始认识到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斗争的主要形式。

　　遗憾的是，在大革命时期，陈独秀等一些党的领导人对建立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武装，始终没有给予足够重视；对于武装斗争领导权必须由无产阶级掌握这个根本问题，也同样认识不足。当时，黄埔军校中有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约2000人；湖南、湖北和江西的广大工人农民也获得了大量枪支弹药，迫切要求用来武装自己；国民革命军中的不少军官也邀请共产党员去帮助工作。但是，陈独秀却反对利用这些有利条件尽力发展党直接掌握的革命武装，导致党在北伐中不仅没有更多地建立直接掌握的正规武装，而且没有巩固和发展已有的工农武装。

　　到大革命后期，作为革命中坚力量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机关逐渐犯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不懂得掌握政权和武装的重要性，企图以妥协让步和束缚工农运动等消极措施拉住即将叛变的同盟者。结果，“自愿地放弃对于农民群众、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放弃对于武装力量的领导权”，使党在大革命的危急时刻完全处于被动地位。

　　在形势日益恶化的情况下，为挽救革命，党内一些同志及时提出了关于武装反抗国民党右派的建议。1927年6月初，湖北省委制定《关于对国民党及工运、农运之策略要点》，从整军经武、准备应变的指导思想出发，明确提出武装农民“上山”和争取地方武装的策略。6月6日，张太雷在《向导》发表《武汉革命基础之紧迫的问题》一文，指出面对反革命分子的猖狂进攻，“不应是撤退或者解散我们的队伍，而应是整顿与强固我们的队伍”，有组织地进行抵抗。湖北省委还在武昌举行紧急会议，提出以武汉为中心，发动工农兵武装起义，推翻国民党右派反动政权的建议。同月，中共湖南省委在《湖南目前工作计划》中也提出“上山”，开展武装斗争的主张。然而，这些策略和建议均被陈独秀等人否定了。最终，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

　　面对敌人屠刀，在黑暗中高举武装反抗的旗帜

　　大革命的失败，使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事业遭受惨重损失。国民党反动集团疯狂实行大逮捕、大屠杀，制造“白色恐怖”，在一年时间里，杀害了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达31万多人。汪寿华、萧楚女、熊雄、陈延年、赵世炎、夏明翰、郭亮、罗亦农、向警予、陈乔年、周文雍等党的著名活动家，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先后牺牲。至1927年11月，党员数量由大革命高潮时期的近6万人，急剧减少至1万余人。

　　面对敌人的暴虐屠杀，英勇的中国共产党人并没有被吓倒。他们用武装起义的实际行动，初步而又明确地回答了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两个根本性问题：在革命遭受严重失败的极为严峻的形势下，要不要坚持革命？如何坚持革命？

　　1927年8月1日，南昌城头一声枪响，拉开了党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大幕。南昌起义，在全党全国人民面前树立起了一面革命武装斗争的旗帜，宣告了中国共产党人不畏强暴、斗争到底的坚强决心。同时，南昌城头的这声枪响，还像划破夜空的一道闪电，使中国人民在黑暗中看到了革命的希望，在逆境中看到了奋起的力量。

　　8月7日，为了纠正在大革命后期的严重错误，决定新的路线和政策，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深刻指出，中央始终没有想着武装工农的必要，没有想着造成真正革命的工农军队，甚至主动下令解散工人纠察队；中央没有积极支持和领导农民革命运动，而受国民党恐吓的影响，不能提出革命的行动政纲来解决土地问题。因此，会议在讨论党的工作任务时，正式确立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方针。

　　关于如何开展武装斗争，八七会议明确提出：党的现实最主要的任务是有系统地、有计划地、尽可能地在广大区域内准备农民的总暴动。会议认为，农民运动的主要力量是贫农，决定调派最积极的、坚强的、有斗争经验的同志，到各主要省区发动和领导农民暴动，组织工农革命军队，建立工农革命政权，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会议强调，工人运动和农民武装暴动必须互相结合，要注意武装工人及其暴动巷战等军事训练，即刻准备能响应乡村农民的暴动，工人阶级应时刻准备能领导并参加武装暴动。

　　在会议中，毛泽东专门针对军事斗争问题，批评党过去“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的偏向，提出“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一论断，是党从大革命失败的血的教训中取得的正确结论，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认识上的一个重大进步。它指出了中国革命的特点，实际上提出了以军事斗争作为党的工作重心的问题。

　　八七会议所制定的继续进行革命斗争的正确方针，使全党没有因为极其严重的白色恐怖而惊慌失措，没有丧失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到底的勇气。这次会议在革命低潮时期，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八七会议后，党连续领导了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以及其他许多地区的武装起义，这些起义连同南昌起义，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的开端，开启了中国革命新纪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