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稹（779年—831年），字微之，洛阳人。元稹与白居易共同倡导了新乐府运动，是唐朝著名文学家，他所创作的《莺莺传》因被后人改编为《西厢记》，而成为流芳千古的伟大艺术作品。人们所不熟悉的是，元稹是唐代中期的监察御史，是同时期官拜宰相的少数几个才子之一。

任左拾遗 事无不言

元稹小时苦寒，八岁丧父，家贫无业，靠母亲与兄长乞讨度日，衣不布体，食不充肠。元稹幼学之年，不蒙师训，因感邻里儿稚上学，涕咽发愤，愿知《诗》《书》。元稹的母亲郑氏出身书香门第，怜子爱书，亲自教授。而元稹天资聪颖，进步迅速，九岁即能写文章，十五岁应两经科试及第。自此之后，更加苦心为文、夙夜强学，于二十四岁吏部判试入第四等，授秘书省校书郎。元和元年（806年），二十八岁的元稹应制试，登第者十八人，元稹名列第一，授左拾遗。

元稹的好友白居易也曾任左拾遗，唐代左拾遗是设在门下省的官职，意思是国家有遗事，拾而论之，是国家的重要谏官。元稹天性锋锐，居谏官之位，事无不言，数月间上封六七事，宪宗亲自召对政事。元稹上书请求朝廷尊儒重教，重视选择贤能之士辅导诸皇子。他引用汉代名儒贾谊的观点，上古三代之君仁爱且久居其位，皆是教育出的结果。昔日太宗在藩邸，直到做了太子，遴选德之大者十八人聚集在身边研习。即位之后，即使游宴饮食之际，这十八人也随侍左右。“上失无不言，下情无不达”，不到三四年的时间，太宗圣名便超过古之明君。贞观之时，太子师傅皆由宰相兼任，而后代太子、诸王虽有僚属，却日益疏贱，乃至于师傅之官不是闲置不任事的文官，就是失去兵权而不知书的武将。“夫以匹士爱其子，犹知求明哲之师而教之，况万乘之嗣，系四海之命乎！”其谏处处以太宗为师，宪宗颇嘉纳其言，时召见之。

元稹的谏言得到了史家的高度赞赏，《旧唐书》和《资治通鉴》这两部治唐史必备的典籍，均作了较详细的录述。

官居宪台 不负使命

元和四年（809年），元稹拜监察御史，奉命出使川蜀，启奏弹劾故剑南东川节度使严砺违制擅征赋税，又非法籍没涂山甫等吏民八十八户、田宅一百一十一亩、奴婢二十七人、草一千五百束、钱七千贯，并平反了任敬仲等冤案。虽然严砺已死，所辖七州刺史皆遭责罚。元稹的出使“名动三川，三川人慕之”，“其后多以公姓字名其子”。但是，也正因为查办藩镇大案，元稹受到朝中严砺朋党的排挤，回朝不久便被派往东都洛阳御史台任职。

当时，天子久不在东都，东都多不法者。浙西观察使韩皋对湖州安吉县令孙澥滥施杖刑，致孙澥死亡；徐州监军使孟昇去世后，节度使王绍护送孟昇丧柩回京，途中违法将棺柩停放在驿站；河南尹诬告书生尹太阶并欲杀之；飞龙使藏匿霸占赵氏亡奴为养子；田季安强娶洛阳良家女子……这样的事前后有几十件，元稹或者奏报，或者弹劾，只用了一年时间便改正了过来，开罪了不少人，内外权臣都很不高兴，便找借口召令元稹回京。

元和五年（810年）正月，元稹从洛阳返回长安，途中在敷水驿站留宿。恰好，当日晚些时候，宦官刘士元也来到驿站。依据当时制度，御史与中官住宿驿站，先来者入住头等客房。但是，宦官刘士元却蛮横地强行闯入元稹居住的头等客房，并用马鞭击伤元稹面部。唐代中期，宦官正日益得宠，刘士元回京后便恶人先告状，元稹被贬为江陵府士曹参军。白居易作诗赞他“其心如肺石，动必达穷民，东川八十家，冤愤一言伸”。

穆宗继位后，认为“惟直道可以事君，惟至公可以格物”，决心启用公忠之士以施政教，他对元稹赞赏有加，称其“顷在宪台，尝推举职，比及迁黜，亦以直闻”，“心惟体国，义乃忘身”。很快，元稹被召入翰林，授中书舍人、承旨学士（负责起草诏书）。当时，皇帝诏书由于世代沿袭，多半已经失于巧俗，但自元稹下笔，遂“一变至于雅，三变至于典谟，时谓得人”。穆宗知其为辅弼贤才，寻拜宰相。元稹任相后，正欲行平生之志，恰逢藩镇围困深州，于是元稹欲用反间之计击败他们。但是，此计却被人诬为别有用意。于是，元稹在仅仅担任了三个月的宰相后，便被贬为同州刺史。

在同州，他严格管束官吏，宽刑爱民，省事节用，做了许多兴利除弊的事，当地百姓的生产生活有了很大改善。两年后，元稹迁改浙东观察使，将要离开同州时，同州的老百姓“泣恋如别慈父母”，“遮道不可遏”，开路的官吏费了好大的劲，才终于得行。任浙东观察使时，他发现浙江沿海进贡海鲜，由于路途遥远，特别容易变质，很难完好送到京城。元稹立即上奏建议取消，省却了运输繁难的邮夫高兴地跳起来。第二年，他又“辨沃瘠，察贫富，均劳逸，以定税籍”，百姓觉得十分方便，没有逾期不交税的，更没有流亡外地的。后来，他又命令官吏带领百姓“各筑陂塘，春贮雨水，夏溉旱苗，农人赖之，无饿殍”。元稹“在越八载，政成课高”。这时已是文宗执政，文宗知道了很高兴，加元稹礼部尚书，降玺书慰谕，征召回朝。太和四年（830年）正月，元稹又改任户部尚书，兼武昌军节度使，“在鄂三载，其政如越”。

诗才盖世 名篇永传

元稹“聪警绝人，年少有才名”，工于做诗，善于描绘歌咏事物之风姿特色，与白居易友善。“当时言诗者称元、白焉”。自士大夫学子，到闾巷俚俗之人，尽皆传诵，号为“元和体”。“江南人士，传道讽诵，流闻阙下，里巷相传，为之纸贵。”穆宗在东宫时，身边的妃嫔时常诵唱元稹诗文，“宫中呼为元才子”。长庆初，穆宗看到元稹的《连昌宫词》后大悦，当即问元稹现在何处，当知其为南宫散郎后，当天便调任祠部郎中、知制诰，很快又召入翰林，授中书舍人、承旨学士。

其实，元稹作诗“实有心在于安人治国”。正如他的自述，自御史府谪官十余年，专心写作诗章，日积月累有诗千余首。其中，有些是见物感怀咏物寓意，但是有许多“词直气粗”，根本不敢暴露于他人眼前。“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这首入选《唐诗三百首》的《行宫》，正是元稹所作的五言绝句。它以特别的视角和凝练的语言，抒发了盛衰之感，以小见大地点明了唐朝衰败的原因。而长达千字的鸿篇《连昌宫词》，则通过一个老人之口叙述了连昌宫的兴废变迁，详尽地描述了从唐玄宗至唐宪宗治乱兴衰的历史过程，感叹兴亡，总结教训，内容广博而深刻，是《行宫》的铺陈展开，成为“新乐府”的代表作品之一，也是唐诗中的长诗名篇之一。

史学泰斗陈寅恪先生曾著《元白诗笺证稿》，并断定“《连昌宫词》者，微之取乐天《长恨歌》之题材依香山新乐府之体制改进创造而成之新作品也”，提出此诗同《长恨歌》一样“合并融化唐代小说之史才诗笔议论为一体”，认为读此诗必与《长恨歌》详细比较。可见，元白诗在历史上的地位及其对后世的影响是何等巨大。

元稹以其传世名作，为志同道合的好友白居易提出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作了最佳注解。写到这里，不得不提到唐代文坛的一段佳话。元和四年，元稹奉使去东川时，白居易在长安，与他的弟弟白行简、李杓直同到曲江慈恩寺春游饮酒，席上忆念元稹，就写了《同李十一醉忆元九》：“花时同醉破春愁，醉折花枝作酒筹。忽忆故人天际去，计程今日到梁州。”而当时元稹果然走到梁州，并且也作了一首诗《梁州梦》：“梦君同绕曲江头，也向慈恩院里游。亭吏呼人排去马，忽惊身在古梁州。”“千里神交，若合符契，友朋之道，不期至欤！”

太和五年（831年）七月，元稹去世，时年五十三，死后追赠尚书右仆射，白居易为其撰写了墓志铭。“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元稹以其诗文流芳百代，润泽中华。“修身不言命，谋道不择时。达则济亿兆，穷亦济毫厘”。同时，作为一位著名的监察御史和政治家，元稹又用其一生诠释了辅君匡国、济世为民的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