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块的，一张；两块的，两张；哦，还有眼镜一副……

　　1931年7月25日，这是国民党当局从他身上搜到的全部物品。九块钱，是一家十口仅有的生活费，是这位被国民党列为“秘字第一号令”通缉的“共产党首要”之一的全部财产。

　　他是杨匏安，华南地区传播马克思主义第一人，做过第一届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主席，也当过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代部长。

　　“我们最服膺马克思主义”

　　杨匏安，1896年11月出生于广东省香山县（今珠海市）南屏乡北山村一个破落的茶商家庭。幼年丧父，家里仅靠母亲做些手工维持生活。青少年时期，杨匏安先后就读于恭都学堂、两广高等学堂附属雅安中学（广雅中学）。

　　1915年，杨匏安东渡日本横滨。在日本求学其间，杨匏安广泛阅读西方各种流派学说。他受到片山潜、河上肇等日本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影响，开始逐渐接受马克思主义。

　　“五四运动”后，杨匏安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的坚定追随者。1919年7月12日起，他在《广东中华新报》的《通俗大学校》专栏上连续19天发表介绍世界各种思想流派的《世界学说》。其中篇幅最长、最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一文是华南地区最早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杨匏安赞扬马克思的《资本论》是“社会主义圣典”，公开指出“现在之社会状态，实劳动者奋起革命，以求改造之时期也”。

　　杨匏安的《马克思主义》与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同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著作。由此，杨匏安被公认为我国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先驱之一，他与北方的李大钊遥相呼应，被党史界称为“北李南杨”。

　　杨匏安写下的大量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为广东党组织的诞生作了一定的思想准备。1921年春夏，杨匏安经谭平山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之一。杨匏安的住家杨家祠成为党组织秘密活动的据点。

　　1922年2月26日，《青年周刊》创办，杨匏安撰写创刊《宣言》；他用白话体连续发表长文《马克思主义浅说》，通俗、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学说、剩余价值理论三个组成部分。他不仅向读者宣告“我们最服膺马克思主义”，还初步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国情联系起来，提出我国革命除了应注重劳工运动之外，“尤其注重的是农民运动”，因为“中国是一个农业国，生产的大部分都是出自农民汗血”。

　　1930年6月，在任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兼农民部副部长时，杨匏安将列宁和拉比杜斯的地租理论编译成《地租论》，深刻剖析了封建势力和资产阶级通过地租剥削的实质，成为日后共产党开展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的重要理论依据。

　　“这是公家的钱，一分一文都不能要！”

　　大革命时期，杨匏安在共产党和国民党内都曾身居要职。

　　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召开之后。共产党员谭平山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杨匏安任秘书，主持日常工作。同年11月，杨匏安代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

　　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在广州召开。杨匏安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并被选为九个中央常委之一，负责处理国民党中央日常事务。

　　1927年5月，中共五大成立了党的历史上第一个中央纪律检查机构——中央监察委员会，杨匏安当选为中央监委副主席、委员。

　　……

　　不论担任何种职务，杨匏安都坚持清廉做事，清白做人。

　　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杨匏安身居国民党要职，很多亲戚朋友上门求差。但是，杨匏安坚持用人唯贤，不肯徇私滥任，不收受任何礼金礼品，不为亲朋故旧说情，保持着廉洁朴素的作风。当时，杨匏安从国民党那里能领到很高的薪金。“他那时一个月的薪金有300多大洋，足以买田、买地。但他把绝大部分钱都交给党作活动经费，只留下极少的一部分作为家用。因此，我们家里也就不可避免地清贫、困难了，家人都必须去做工贴补家用”，杨匏安的四子杨文伟回忆。

　　省港大罢工期间，杨匏安管理大量钱财，却从未发生挪用贪占行为。有一天，他的孩子在存放过罢工捐款的麻袋里捡到一枚硬币，杨匏安发现后让他们立刻送回省港罢工委员会去。他严肃地说：“这是公家的钱，一分一文都不能要！”过中秋时，有人给杨匏安家送了几盒月饼。杨匏安发现后，坚持要家人把月饼退了回去。他告诫家人：“我们不能做贪小便宜、不干不净的事情。”

　　在白色恐怖严重的上海，党的经费十分紧张。杨匏安身患肺病，7个孩子中有2个因无钱治病而夭折，一家人生活异常艰苦，但他从不向组织叫苦、伸手，总是自己想办法克服困难。他白天当编辑校对，晚间加紧写作和翻译，还要帮家人推磨做米糍，让母亲和孩子清晨上街叫卖，以此换点钱维持全家的生活。

　　周恩来对杨匏安高度评价，他说：“杨匏安为官清廉，一丝不苟，称得上是模范”。

　　“再苦再危险，我们也要革命到底”

　　1930年，由于敌人破坏，杨匏安不幸被捕。因没有暴露身份，在入狱8个月后被党组织营救。获释回家后，有人说起：“我们做这些事，又穷又危险，小孩子没有书读，上街也提心吊胆的。”杨匏安却坚定地回答：“再苦再危险，我们也要革命到底。”

　　1931年7月25日，因叛徒告密，杨匏安等16名共产党员被捕。由于杨匏安在国民党内曾任中央常委，影响较大，蒋介石几次派人劝降甚至亲自出面，他丝毫不为所动。杨匏安说：“我从参加革命起，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死可以，变节不行！”

　　1931年8月4日，杨匏安在上海英勇就义，时年35岁。就义前，他作一首《示难友》：“慷慨登车去，相期一节全。残生无可恋，大敌正当前。知止穷张俭，迟行笑褚渊。从兹分手别，相视莫潸然。”

　　在给家人的诀别信中，杨匏安告诉家人其已决定为革命献身；不能接受上海“旧识”（国民党反动派）的财物；上海若不能生活就回老家……

　　“实际上广东老家已经没有任何财产了，但父亲在遗书中只字不提让家人去找党组织，因为他怕给组织增添负担”，杨文伟说起那段历史非常沉痛。

　　杨匏安牺牲后，他的家人也都走上了革命道路。长子杨玄由周恩来送去参加革命工作；二儿子杨明1938年在武汉找到周恩来，随后去了延安；三儿子杨志也被党组织送去延安参加革命；最小的儿子杨文伟则被祖母、姐姐杨绛辉等带着参加了革命，为党搜集、传递情报……

　　在谈及杨匏安一家为什么能做出这么多伟大的事情的时候，杨文伟的夫人郑梅馨说：“可能真的是有一种基因吧。信仰，也是一种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