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晚清八大名臣”，人们脑海中首先想到的，或许是曾国藩、左宗棠等人。在这“八大名臣”之中，还有一位来自广州花都的湘军将领，此人便是活跃于道光、咸丰年间的骆秉章。

骆秉章（1793—1867），广东花县（今广州花都区）人，曾留任京官十余载，又在地方担任封疆大吏长达十七年——抚湘十载，督川七年。其间，他尽忠职守、勤政爱民、廉洁奉公，受到朝野推崇。他出淤泥而不染，仕宦初期，身处贪腐积弊之中却坚拒贿赂，挺身对抗“潜规则”；升任朝廷重臣后，他敢于弹劾贪官污吏，积极举荐清廉人才，有效遏制任职地的贪腐之风，又通过一系列有力举措，安民生、促发展，救民于水火之中，在当时的政局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在他曾任职的四川，当地百姓对他拥戴至深，将他与汉代的诸葛亮、唐代的韦皋并称（参见《清史稿·骆秉章传》）。

严查银库 坚拒贿赂

广州花都区炭步镇华岭村，青山环抱，鸡犬相闻，世居村民以骆姓居多，这便是骆秉章的故乡。后来，骆秉章随家人迁往佛山，全家以经营传统手工扎作和代写挥春为生。因家境清贫，骆家人把通过科举取士改变命运的希望，寄托在了家中最小的儿子——骆秉章的身上。

骆秉章自幼勤学，饱读经书三十余年后，年届不惑的他终于在道光十二年（1832）考中进士，被钦点为翰林院庶吉士。此后，他留任京官十余载，因办事清正，深得朝廷信任。

道光二十年（1840），骆秉章受命稽查户部银库。户部职掌全国田地、户籍、赋税、俸饷等事务，其下银库是贮藏各地解送京师税银所在地，存在许多非法敛财的“门路”，此前在此任职之人，往往心照不宣、沆瀣一气，导致银库长期亏空。

骆秉章在上任之初便被告知，按照“惯例”，库官在清点入库的银两时，每一百两便多收四两作为众人的“辛苦钱”，其中二两归库丁，二两归库官和查库御史，查库御史每年能得二万余两的额外收入。多收了这份“辛苦钱”后，这些人便将实收的六七百两，甚至是四五百两当作一千两来计算入库；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把银号送来的成色不足的银两收入库中，以此损公肥私。

面对这样的“惯例”，骆秉章断然拒绝。到任之后，他清查陋规，严格把关。查库期间，他要求库丁们必须严格称量入库银两，若税银数量不足，须补满为止。

对于徇私舞弊之徒，即便是相熟之人，他也绝不手软。军机大臣潘世恩是骆秉章会试时的恩师，一日，潘家家丁和银号伙计前来交税，称银时却缺了二十五两。库官看在潘世恩的面子上，本想视若不见，却被骆秉章严厉制止，坚持让潘家必须补足税金。

民国时期瞿兑之所著的《人物风俗制度丛谈》有载，骆秉章在银库任职期间，诸事皆清廉慎严，“每月仅收饭食银三十八两，每年还分一百两犒赏车夫跟班”。各银号为了收买骆秉章，曾委托其同乡向骆秉章许诺，到任即送上礼金七千两，每年三节（端午、中秋、岁首）再分别孝敬七千两，都被他严词拒绝。他不仅洁身自好，还禁止随从在履行公职时索取分文。由于骆秉章的一丝不苟，据传有银号、库丁曾联合串谋，出七千两为其“买官”，试图将其调离银库。

然而，积弊已久的国库亏空问题，并不会因骆秉章一人的正直廉洁而得到彻底改变。道光二十三年（1843），户部银库东窗事发，亏短白银达九百多万两，骆秉章也因“失察”而被革职。直到朝廷彻查后，道光皇帝才发现骆秉章持正无私，于是特颁旨意，重新任命他为五品右庶子，嘱托他将来好好为国效力。

主政湘川 整肃积弊

此后，骆秉章接连奉命赴山东、河南、江苏等省巡视，整肃官场风气，成绩斐然，得到广泛认可，后历任湖北按察使、贵州布政使、云南布政使等职，道光三十年（1850），骆秉章被任命为湖南巡抚。

此时，湖南境内社会治安动荡，全省财政经费捉襟见肘。骆秉章通过调查，发现原因之一出在“漕粮陋规”上。原来，征收“漕粮”本是南方官员收入及办公开支的一个重要来源，出自农户纳粮时缴纳各种“浮收”（即附加费），但除去沿途运输、损耗和管理等实际费用，大部分“浮收”都被各级官吏差役层层盘剥、瓜分。不仅如此，“浮收”还因地而异、不断浮动，百姓苦不堪言。到了嘉庆、道光时期，“漕粮陋规”愈演愈烈，“浮收”大有逐年递增的倾向，民众负担日益沉重，生存艰难，税款积欠问题非常严重。朝廷虽然有意整顿漕运弊端，但因为官场腐败积重难返，也只能是治标不治本。

骆秉章意识到，要解决税款积欠问题，必须重建漕运新制。他下令限定“浮收”的准确细数，还派出廉洁士绅协助稽查，各州县官员若有阻扰一律撤职。改制之后，因为“浮收”的大幅压缩，减少了征粮过程中因贪腐造成的经济损失，同时缓解了粮户压力，恢复了生产和纳粮的积极性。“农民则欢欣鼓舞”（《骆文忠公奏议》），“岁增银二十余万，民乃得减赋数百万”（清·王闿运《湘军志》）。

骆秉章另一个改革税制的重要举措，便是严格整肃地方厘金征收。“厘金”意为“一税一厘”，即严格有度地征税，防止地方奸吏巧立名目征收重税，借机中饱私囊。此外，他还从士绅中聘任专员，通过官绅相互监督的方式，提高行政办事效率，进一步保障了征税过程的公平、公正、透明（参见《骆文忠公奏议》）。

在骆秉章的多项举措之下，湖南财政得到明显改善，民心安定。左宗棠在《答湖南巡抚毛鸿宾书》中如此评价：“（骆秉章）不动声色而措湖湘如磐石之安，可谓明治体而识政要，非近世才臣所能及也。”

咸丰十年（1860），清政府决定派骆秉章督办四川军务，并于次年任命其为四川总督。整顿吏治，是骆秉章治理四川的重中之重。在他看来，“吏治不修，则乱源不塞”。清吏治、肃贪腐，才是地方治理之根本（参见《骆文忠公奏议》）。

一到四川，他首先对不守军纪、擅自行动或者贪生怕死的一干将领进行了严厉处罚。四川布政使祥奎收受贿赂并放任下属讹诈、索贿，骆秉章对其予以罢免；中军副将张定川侵吞军资，骆秉章亦将其革职查办（参见《清实录》）。当时，即便骆秉章已是封疆大吏，仍无论寒暑忙碌，都常身着便衣见客，设“缿筒”（即接收检举文书的器具），接收匿名“举报信”，务求了解最基层的真实信息（参见清·徐珂《清稗类钞》）。

举贤荐能 廉洁奉公

“治民以察吏为先，治兵以选将为要”（《骆文忠公奏议》）。本着这一理念，骆秉章在担任湖南巡抚、四川总督期间，将大量心力倾注在考察各级官吏的真实情况上。他一方面及时甄别、清退资质庸劣、才不胜任者，另一方面积极举荐廉洁、贤能人才，为稳定政局、保障民生奠定了基础。

清代王定安在《湘军记》中如此描述骆秉章：“骆文忠沉毅静镇，碌碌若无所能，而其大用在任贤不二，屈己以从人。”早在主政湖南时，骆秉章就以知人善任受人称道。他举荐的官员，有许多都是清正廉明、忠君爱国的典范，如“勤干廉明”的湘乡知县朱孙诒、“守洁才长”的武陵知县胡镛。对于刚正不阿却遭排挤的湖南知县黄淳熙，骆秉章更是亲自登门拜请。此外，有经世才干之人，骆秉章也会不论出身、任人不疑，左宗棠、刘蓉等人便在此列（参见《湘军史稿》《清实录》）。

调任四川后，骆秉章为朝廷遴选、举荐了大批人才，一时间“名臣良将布满天下”（清·李光廷《骆文忠公行状》）。以至于滇、黔、陕、甘等多省大吏的指派及相关大政方针，朝廷都多次咨询并重视骆秉章的意见（参见清·薛福成《庸庵笔记》）。

同治六年（1867），年逾古稀的骆秉章病逝于四川总督任上。朝廷赞许其为“公忠诚亮，清正勤明”，谥号“文忠”（《清史稿·骆秉章传》）。去世时，骆秉章家中只有“一布帐，簏存百金”，箱笥中除官服外，其余衣服均是旧衫，仅存的一点银子也都是朝廷发放的俸禄银。骆秉章官至封疆大吏、一品大员，何以如此清贫？据骆府司掌会计之人透露，骆秉章平日的廉俸所得，大多用来周济穷困之人。由于骆秉章留下的积蓄不多，骆氏后人在获得朝廷五千两赏银之后，才得以为其扶柩归乡（参见清·姚永朴《旧闻随笔》）。

《清史稿》等材料记载，骆秉章去世的消息传开后，成都为之罢市，百姓皆为之哀悼痛哭。晚清周询所著的《蜀海丛谈》中还描绘了这样一个场景：骆氏后人扶柩自水路返粤路上，经过城镇时，当地居民都“夹岸罗拜，香烟千里不绝”。船行至夔府（今重庆奉节）时忽然搁浅，周围民众闻讯赶来，争相脱去鞋袜，跳进水里，帮忙将船推至水深处。湖南、四川人民感念骆秉章兴利除弊、救民于水火之中的功绩，纷纷自发为其建起宗祠，以供瞻仰。

薛福成在《庸庵笔记》中如此评价骆秉章：“德器浑厚，神明廉静，推诚以待贤俊，亮直以事朝廷。”纵观骆秉章的宦海生涯，兼具清正廉明的“德”与“器”：他奉公守法，杜绝以权谋私，方能有效落实利民政策；他拥有慧眼识英才的眼光和胸襟，秉持“举廉惩贪”的原则，方能招揽德才兼备的优秀之辈，共襄国是。

近年来，在骆秉章的故乡——广州花都区华岭村，骆氏后人多次集资修缮初建于清同治五年（1866）的“光禄大夫家庙”，并在此举办诸如“开笔礼”等传统仪式活动。家庙中收藏有一幅骆秉章公官像，画像上的骆秉章器资瑰伟、风采严明，吸引着一代又一代的后辈进一步发掘、传扬这位晚清名臣清廉务实的品德与事迹。

【评说骆秉章】

清末革命党人、小说家黄世仲在其作品《洪秀全演义》里，将均为广东花县同乡的洪秀全和骆秉章的人生经历写成一个对联。上联“夜浴鱼池，摇动满天星斗”，下联“早登麟阁，挽回三代乾坤”。上联谈的是洪秀全兴兵反清，撼动了清廷的东南半壁。下联讲的是骆秉章拜将入相，襄助垂危的清廷延续了统治寿命。

骆秉章去世数年后出生的文史学家费行简，却认为骆秉章“其实骄蹇庸碌人也”。即便如此，费氏还是不得不承认，骆秉章有两大长处值得赞赏——“任将甚专”“生平廉素”（《近代名人小传》）。

所谓“任将甚专”，是指骆秉章能虚怀若谷，知人善任。骆秉章在湖南、四川期间，非常注意吸纳和提拔人才。经他之手提拔的人，名气、成就最高者，是后来收复新疆失地，立下赫赫功勋的左宗棠。而左宗棠微末时好作狂生态，时与幕宾当着骆秉章之面，高声谈论军政时事，颇有喧宾夺主之意。骆秉章毫不在意，只重其才，可见其胸怀宽广、眼光独到。

所谓“生平廉素”，是指骆秉章的遗产只有“布帐一，银百两，破笥二而已，家无田屋以处子孙”。当时，骆秉章位居封疆大吏、一品督宪长达数年，这点资产说明他对自己实在过于苛刻。史载，他做湖南巡抚时，先后派出十万军队到邻省助战，同时无条件为军队提供了六百万两之巨的军饷。调任四川后，同僚陕西巡抚刘蓉在奏疏中提及骆秉章，说陕西用来作战的军队，全部是四川总督骆秉章派来的，“军火粮饷，无一不资于蜀”（《刘中丞奏议》）。

所以，骆秉章的遗产清单能简单如斯，作风廉洁殆无可疑。他去世后，蜀中父老“白衣家祭”，各家悬白布于门前，或书挽联，或贴上“如丧考妣”四字，以表哀思。结合当时兵凶战危的国家时局，骆秉章能获得蜀中父老的这等爱戴，可见其必有高明之处。

宋人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曾谈到，人才有四种，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如果单从骆秉章的故事来看，他在司马光的标准中应是属于“德胜于才”的人。但是，骆秉章用人方面却不会因为属下有些小毛病就简单否定这个人，而是耐心引导。他用人的眼光和胸襟，似又为后人治理国家提供了更多有关廉行、抡才方面的借鉴。

——傅思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