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繁华的广州市越秀区北京路南端，有一条名为“仰忠街”的内巷，它大隐于市，在闹市的喧哗中显得分外安静。仰忠街原名“高第里”，之所以改名，是为了纪念明朝时，曾诞生在这里的一名刚正不阿、智谋双全、勤政廉洁的断案高手——周新。

周新（？—1417），明代广州府南海县人，原名周志新，因明成祖朱棣常直呼其为“新”，因此他便以“新”为名，改“志新”为字。周新历任福建巡按御史、北京巡按御史、浙江按察使等职，从事刑事、监察、治安等工作。他善于断狱，因其铁面无私、耿直敢言、揭露时弊而被人称为“冷面寒铁”。后来，周新遭权贵陷害饱受折磨，却依旧坚持擒治奸恶的为官准则，最终因触怒明成祖被枉杀身亡。他临死前仍高呼：“生为直臣，死当作直鬼！”周新去世后，其事迹一直在民间广泛流传，在他曾任按察使的浙江，百姓更是将他拥立为城隍神，世代供奉祭奠。

正直敢言 尽心辅佐

据明人黄佐所著《广州人物传》记载，周新年少时，已好学能文、气度非凡，遇事不平则鸣，凌厉如老成之辈。亲友偶有过失，周新都毫不客气地严肃指出。在他看来，真正的良师益友，是能指出他人过失的人，而非只懂得阿谀胡诌之辈。

明洪武年间，周新以乡贡进士被授为大理寺评事，由此踏上仕途。明成祖朱棣即位后，周新改任监察御史，上可弹劾官员，下可为民伸冤。在考察吏治、侦办案件过程中，周新精明能干，刚直敢言，弹劾官吏不避其身份背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自此，朝中权贵重臣对周新都十分忌惮，“冷面寒铁”的绰号就这样流传开来（参见明·彭森《冷面寒铁公传》）。

周新还多次直言不讳地指出朝廷政策上的疏漏，尽心辅佐治理。在明洪武、永乐两朝，由于天下初定，武官时常居功自傲，凌驾于地方文官之上，对其恣意欺凌，羞辱谩骂。永乐元年（1403），时任福建巡按御史的周新上疏指出，长此以往不利国家稳定，都、司、卫、所各级武官不能欺辱府、州、县各级文官，同等官阶的各级文武官员相见时须用平等礼节。此外，周新还提出，原来在地方上宣读诏书的程序，可能造成敛收钱财、宴请扰民的后果，建议统一改为在官府内举行。

次年，周新转任北京巡按御史。当时朝廷规定，凡是在北京犯下罪行理应流放者，可蒙皇恩免罪，发配至城外耕种闲田。但在执行过程中，由于相关文书必须先送到国都南京审批，文件两地往来需等候数月之久，涉事罪犯大多已因为饥馑、困病等原因死在狱中。周新再次上疏，主张今后北京流徙的罪犯，直接由本地官员处理，无须进行繁琐的异地审批流程，消除长期关押囚犯导致的潜在隐患，体现朝廷对罪犯的宽恤之恩，此举使许多囚犯得以存活。

久而久之，周新凭借其忠耿、“恳切”的态度受到皇帝的欣赏，凡是周新的奏议，朱棣“无不允”（《明史·周新传》）。

平冤昭雪 爱民为本

周新以“善于断狱”著称，他经手查办的案件，无不“谳狱平允，莫有称屈”（《冷面寒铁公传》）。而在民间，周新更是以见微知著、善断疑案的判官形象，为百姓所津津乐道。对此，冯梦龙《智囊全集》、黄瑜《双槐岁钞》、张岱《西湖梦寻》等文学作品记录颇多，这些故事无不寄托着古代民众对周新的赞誉，和对“青天不灭”的渴望。

民间流传的关于周新断案的传说，大都发生在浙江。永乐三年（1405），周新被提拔为浙江按察使，主管全省刑狱和监察。当时，浙江的冤案堆积如山，许多被拘禁已久的受冤百姓听说周新即将到任，纷纷喜不自胜，欢呼道：“我得生矣！”随着周新的上台，许多悬案得以水落石出，无辜者也平冤昭雪。

《明史·周新传》就记录了这样一桩案子：周新上任刚进入浙江地界时，就发现成群的蝇蚋围着所骑的马头缠飞，嗅觉敏锐的他认定其中必有蹊跷。他追溯飞虫来源，果然在密林中发现一具尸体，并在其身上搜到一枚木印。周新仔细查验，发现是用于戳盖在布匹上作标识的印章，推测死者是一名布商，被强盗劫财害命。到达任所后，周新立即派人秘密购入各色布料，比对布上的印迹，又细细审查印迹相似的布商，果然就找到了假扮布商、夺其财产的凶手。

类似的案件，经周新之手告破的屡见不鲜，众人为之叹服。《广州人物传》总结道，周新施政“以爱民为本，泽及无告”，他凭借一颗爱民之心秉公执法，实事求是，让无论贫富尊卑之人都能求得公平。在周新的努力下，当地监狱几近空置，百姓夜不闭户，连三尺童蒙都传唱周新的贤能故事。

同时代的皇家档案《永乐实录》，还记载了周新为民请命、维护一方安定的奏疏。永乐十年（1412），浙西多县连年遭受水灾，主政官员赵居任隐瞒不报，周新上奏弹劾，恳求朝廷派遣专员查验当地粮产歉收、饥民死亡情况，争取免除当地粮米税收。出于对周新的信任，朱棣下令调查，使浙西百姓及时获得赈济，瞒报的官员也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周新在任上时，还遇到嘉兴盗匪倪弘三起兵造反，劫掠邻近州县，来势汹汹，让朝廷吃了多次败仗。周新亲自出谋划策，对其围剿驱逐，先在各处港汊钉上木栅，封锁水路，又派遣壮勇之士在陆路穷追不舍，最终生擒倪弘三，保卫了郡县人民的安定生活。

举廉惩贪 至死不屈

周新为官清廉，生活简朴，以“廉使”之美誉名闻天下（《明史·周新传》）。据《冷面寒铁公传》所载，有人曾给周新家中送去一只烤鹅，家人推辞不得，只能收下。周新得知此事后，坚决不收，还将烤鹅悬挂示众。凡是有人再给他送礼，周新都指着这只烤鹅作例，表明他既不收礼，更不会放任此种歪风。

周新之妻早年靠缝纫手艺补贴家用，哪怕是周新官路通达后也依然如此。一次，她赴丈夫同僚内宴时，身着荆钗布裙，如同普通田家农妇一般，让宴席上其他奢华打扮的“官夫人”自觉惭愧，一同换成朴素的服饰。

在惩治贪官方面，周新曾“便衣查案”，为了调查某县令涉嫌贪污腐败的案子，他甚至故意伪装成犯人入狱，以便向囚犯询问细节。搜寻到县令犯法的证据后，周新毫不留情地弹劾罢免了此人。从此，地方上的官吏听闻周新名号，皆闻风战栗，不敢任性妄为。

另一方面，对于廉洁奉公的官员，周新则不遗余力地予以支持。钱塘知县叶宗行为官“廉能”，有“钱塘一叶清”的美名。周新前往他家，发现叶家“居无长物”，仅有一包家乡寄来的太湖鱼干，便对叶宗行的官品大为赞赏。后者倍受鼓励，执政愈发清廉，却不幸逝于任上。周新惊闻噩耗，痛心不已，亲自为其撰写祭文“惟钱塘之江水，与君万古而俱清”，以彰其廉洁（参见《广州人物传》）。

刚直的周新，最终遭人陷害，蒙受冤屈而死。当时，一名千户（武官名）在浙江境内欺压百姓、肆意索贿，周新下令将此人依法处治。该名千户用计窜逃，并向锦衣卫指挥纪纲求救。纪纲为人毒辣，恶贯满盈，经常仗着皇帝的器重肆意欺压百姓乃至朝廷命官，他在朱棣面前诬告周新，将周新押送至御前亲审。

进京途中，纪纲唆使心腹对周新极尽酷刑，将其折磨得体无完肤。然而，周新毫无惧色，他伏跪在大殿玉阶前，向皇帝高声抗辩：“臣奉陛下诏为按察使，尽心履行擒治奸恶的责任，为何怪罪于我？”由于纪纲污蔑在先，周新的态度惹得朱棣勃然大怒，一气之下决定处死周新。临刑前，周新仍大声疾呼：“生为直臣，死当作直鬼！”

很快，朱棣查明真相，周新乃是蒙冤遇害，他对此懊悔不迭，不禁感叹：“岭外乃有此人，枉杀之矣！”（《明史·周新传》）。

明成化年间，《杭州府志》将周新列入“名宦”，称赞他“发奸挞伏，聪察如神，以激浊扬清、伸冤理枉、植善锄恶为己任”。此后，周新逐渐成为浙江一带民众供奉的城隍主神。

在周新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一名优秀廉吏应当具备的品质：公而无私、正直廉洁、才干出众。正如黄佐所言，“新之清风劲节，固不待于此而自可传于不灭也”（《广州人物传》），其举廉惩贪、擒奸除恶的贤德，并不因一时蒙冤而磨灭，反而在其至死不屈之中愈发闪耀，具有超越时代的借鉴意义。这种可贵的精神品质，一如民间对周新百年不断的信仰与崇拜，时至今日仍为民众所期盼和呼唤。

【评说周新】

刚和柔是性格的两端，这在周新身上，都有淋漓尽致的体现。周新因刚直廉明、大公无私闻名，年轻时已“凌厉如老成之辈”，对亲友之中偶犯过失者都会毫不客气指出。他担任监察御史乃至被诬告获罪之时，“刚”的性格也没有改变。周新被权贵称为“冷面寒铁”，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也仍能高声对着明成祖抗辩：“生为直臣，死当作直鬼。”这都是周新人格刚直的体现。

至于“柔”，现代法学家瞿同祖先生曾评论道：“周新不仅爱憎分明、赏罚有度，而且在具体办案中心细如发、体察入微，表现出高超的判案技巧”（《瞿同祖法学论著集》）。高超的判案技巧，是周新行事风格里“柔”的一面。他办事观察入微，往往能在流水案牍之中发现不妥之处，例如改良对北京流徙的罪犯处理工作，就使不少罪不至死之人得以存活。周新的“柔”，归根结底是因为其对百姓的爱护，“以爱民为本，泽及无告”。此种“柔”，还见之于他对能奉廉行的同僚惺惺相惜。如他对“钱塘一叶清”叶宗行的帮助，以及得知叶宗行身故，写下了“惟钱塘之江水，与君万古而俱清”来追忆悼念这位知音益友。

“冷面铁寒”的周新刚中带柔，说白了是因为他能做到爱憎分明，绝不做那种善变、圆滑、市侩“中庸”的“巧官”。周新的故事被后来的文人学士加工，成为脍炙人口的公案小说，老百姓也奉其为浙江的城隍神，这是对周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最大肯定，也寄托着民间对“青天不灭”的美好愿望。由此可见，无论历史如何变迁、时代怎样发展，清官廉吏永远会受到人民的崇敬与爱戴，清正廉洁永远是人间正道。

——傅思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