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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博物院宋代展厅，收藏着一块珍贵石碑。

这方被评定为国家一级文物的《包拯墓志铭》，由包拯生前同僚吴奎撰写：“宋有劲正之臣，曰‘包公’。其声烈表爆天下人之耳目，虽外夷亦服其重名。朝廷士大夫达于远方学者，皆不以其官称，呼之为‘公’”。

那么，历史上的包公究竟是怎样一个人物？

如今，“包黑炭”的形象早已深入人心。然而，许多人并不知道，历史上的包拯却并非黑脸，而完完全全是中国古代文人的典型形象——白净面庞、清瘦儒雅。

包拯之所以能够在百姓心中有这样的地位，正是因为他有着一颗以民为本的心和清正廉洁的思想，这是他一生的坚守。

公元1050年，包拯把一封弹劾奏书上呈给了宋仁宗：“若命酷吏为之职司,而令一路之民独受其患,是一夫之幸,而一路之不幸也。窃恐伤陛下爱民恤物之心。”

包拯所说的酷吏，是担任淮南转运使的王逵。转运使是宋朝主管一路或数路财政，兼领按察官员、治安刑狱、举贤荐能等职的地方要员，包拯说王逵任职之地，民众无不遭殃，包拯的批判可谓十分严厉，而这已经是他第六次弹劾王逵了。

包拯当时已经担任了中央监察机构——谏院的负责人，他的举动，让皇帝和宰相都颇为头痛。他们不明白，对于王逵，包拯为什么偏偏不依不饶。

王逵，进士出身，曾先后担任过多个不同地方的转运使。他所任职的地方，总能向朝廷缴纳比预算更高的税赋，这种政绩，往往被视作官员能力的象征。

在此之前，包拯在第一次弹劾王逵时就指责他：“行事任性，不顾条制，苛政暴敛，殊无畏惮。”

当时，包拯揭发王逵在荆湖南路转运使任上，除了向百姓收缴正常的夏、秋两税外，还巧立名目，非法加征粮款三十余万贯，以媚上邀宠。结果导致仅荆湖南路的潭州地区就有七百余户、成千上万人走投无路、逃入山中。

然而，在每次弹劾被贬后，王逵却总能很快重新得到提拔任用，俨然成了官场的“不倒翁”。

原来，王逵和当朝宰相陈执中、贾昌朝一向关系密切，常常被给予特殊关照；而此时的大宋王朝，正值冗员繁多、财政困难的时期，王逵能够多向朝廷上缴税赋，使得宋仁宗也觉得他可堪重用，所以才屡屡将他贬而复用。

这也使得王逵更加霸道专权、无所顾忌。

朝廷的一次次纵容，在包拯看来实在无法接受，王逵留任，就意味着百姓要继续受苦，他所主政的地方也会暗无天日。

正因为如此，在得知王逵又担任了淮南转运使这个职务后，包拯立即发起了对他的第六次弹劾。

对此，皇帝和宰相依旧装聋作哑、置若罔闻，试图以这种方式继续包庇王逵。

而包拯则毫不松懈、接连上书，言辞愈发犀利，矛头直指官场积弊：“以王逵所在残暴、猥滥之状，彰灼如是，而上下蒙蔽，曲加擢用，亦何以示惩戒于后哉？”

包拯嫉恶如仇，对贪赃枉法的官员一弹而再弹的做法，令朝野为之肃然，黎民百姓更送给包拯一个雅号——“包弹”，包拯担任监察官期间，弹劾的各级官吏达60余人，即使连国丈和当朝宰相都不放过，以至于后来是否被包拯弹劾过，都成为了民间评价官员清与浊、贪与廉的一大标准。

包拯莅职，常急吏宽民，凡横敛无名之人，多所蠲除。虽甚疾恶，至人有不及，推以恕心，故威严而无苛猛。也就是对官吏严，对百姓宽；对不法酷吏狠，对守法官民仁。既刚直立朝，又存忠恕之道。

公元1061年，包拯晋升枢密副使，进入朝廷最高执政官行列。直到这时，包拯的生活依旧朴素如初。

第二年五月，公而忘私、日夜操劳的包拯突然身患重疾，不久溘然长辞。

包拯去世后，留下一部厚厚的《奏议集》， 一百多篇奏折当中，有为民生疾苦的呼吁、有对贪官污吏的痛斥、有为国富民强的建言、有对政策得失的探讨， 深沉朴素的文字中，人们看到的是包拯为国为民的赤胆忠心。

包拯还为后人留下了一份庄严的《家训》：“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