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人民军队从胜利走向胜利，彰显了战斗精神的伟大力量。敢于斗争、敢于胜利，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是人民军队血性胆魄的生动写照。”这种战斗精神，这份血性胆魄，在人民军队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军事斗争中，得到了最生动的诠释。当时，为了扭转解放战争的战场形势，刘伯承、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下，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克服重重困难，以大无畏的伟大斗争精神，千里跃进大别山，拉开了人民解放军战略反攻的序幕。
“坚决勇敢地战胜一切困难，争取最好的前途”
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军进攻中原解放区，全面内战爆发。此时的国民党在军队数量、军事装备、后备资源及外援等方面，都远超过共产党。面对强敌，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与反击。一年后，战场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国民党军队的总兵力已由战争开始时的430万人减少到373万人，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则由127万人发展到195万人。当时国民党军队的重兵，深陷在山东、陕北两个主要战场，而在这两大战场中间的鲁西南、豫皖苏直至大别山区的兵力则十分空虚，形成两头强、中间弱的哑铃状布局。国民党统治集团决心继续向山东和陕北解放区实施重点进攻，力求迅速结束这两个地区的战事，再转用兵力于其他战场。
面对此种形势，中共中央经过缜密分析，果断提出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火引到国民党统治区的战略方针，以此缓解陕北、山东之危，转入战略进攻。1946年12月1日，中共中央即指示刘伯承、邓小平等人随时做好鲁南作战准备，并尽可能抓住有利战机，出其不意发动局部反攻以掌握战争主动权。1947年1月18日，中共中央再次致电刘伯承、邓小平，要求他们准备在5月份向大别山进军。1947年3月，胡宗南部占领延安及周边县城，陕北形势更为紧张。鉴于此，7月23日，中央军委电令刘伯承、邓小平“下决心不要后方，以半个月行程，直出大别山，占领大别山为中心的数十县，肃清民团，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吸引敌人向我进攻，打运动战”。7月29日，邓小平又收到毛泽东的一封密电,说“陕北情况甚为困难”,希望刘伯承、邓小平尽快挺进大别山。
实际上，直出大别山这一战略任务,对于当时的刘邓大军来说，风险很大，困难重重。此时的部队经过一个多月的连续作战，伤亡较大，极度疲劳，且弹药消耗殆尽，冬衣困难，急需休整补充。如果立即转入无后方依托的长驱奔袭，将面临极大的挑战。
然而，刘伯承、邓小平深深认识到，挺进大别山，把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关系战略全局和党中央在陕北的安危，困难再大，也要克服。经过研究，他们在7月30日致电中央军委，毅然决定“直趋大别山”，实行宽大机动的无后方作战。后来，邓小平在回忆这段历史时说：“毛主席打了个极秘密的电报给刘邓，写的是陕北‘甚为困难’。当时我们二话没说，立即复电，半个月后行动，跃进到敌人后方去，直出大别山。实际上不到十天，就开始行动。那时搞无后方作战，困难是可想而知的啊！”
8月6日上午，刘伯承、邓小平在晋冀鲁豫野战军前线指挥部作战室召集由司令部有关处、科干部参加的会议。会上，邓小平表达了坚决执行中央战略部署、克服困难的决心，他说：“毛主席对我军千里跃进大别山估计了三个前途，一是付了代价站不住脚准备回来；二是付出了代价站不稳脚，在周围坚持打游击；三是付出了代价站稳了脚。我们要从最困难方面着想，坚决勇敢地战胜一切困难，争取最好的前途。”刘伯承在会上也表示：“把战争引向蒋管区，彻底粉碎敌人的重点进攻，有利于扭转全国的战略局势，因此困难再大也要克服。”针对进军途中可能出现的困难，邓小平认为，与跃进大别山的意义相比，这些困难不能成为障碍。他说：“我们下决心不要后方，直捣蒋介石的心脏——大别山，逼近长江，威胁武汉三镇和南京，把战线从黄河边向南推进到长江边。我军的战略行动，必将调动蒋介石回兵救援。这样，我们就能配合兄弟部队，配合全国各个战场，彻底扭转全国战局。”当晚，刘伯承、邓小平电告中央军委：“我决心提前于八月七日全军开始战略跃进！”
8月7日黄昏,刘伯承、邓小平率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部队十二万大军，分左、中、右三路，从鲁西南的巨野、郓城地区出发，开始了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征程。用邓小平的话说就是：“我们就好像是一条扁担，一头挑着山东，一头挑着陕北。不管这个担子有多重，我们只有打过黄河去，才能把山东和陕北的敌人拖出来。”
“不惜一切代价和牺牲，坚决打过去”
在千里跃进大别山的行军途中，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部队主力面对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发扬“狭路相逢勇者胜”的斗争精神，与国民党军队展开了激烈战斗。
初期，蒋介石误以为刘邓大军是“向南流窜”，因而令其据守在鲁西南的20万主力部队连夜追赶，企图将刘邓大军聚歼于黄泛区和沙河之间。直到刘邓大军胜利渡过沙河并直趋淮河时，蒋介石才恍然大悟，意识到刘邓部队有向大别山挺进的意图。他急忙改变部署，调动约3万兵力先期到达汝河南岸布防，并炸毁民船，企图通过南北夹击将刘邓大军消灭在汝河一线。
汝河，是摆在刘邓大军面前的一道险关。8月23日，当他们到达汝河北岸时，发现情况极其危急——前有国民党于汝河南岸宽数十里地带摆成的堵击阵势，后有距离他们不到三十公里的国民党三个整编师的追击。用李达当时的话说就是：“目前的情况，正是前有阻师，后有追兵，可说是千钧一发，万分险恶。”
面对如此险恶之境，刘邓大军没有被困难吓倒。刘伯承鼓舞战士：“狭路相逢勇者胜”，“只要我们坚决勇敢，不怕牺牲，就一定能打过去。”邓小平也坚定地表示：“情况就是这样，千钧一发啊！现在除了坚决打过去以外，没有别的出路。桥断了，再修！敌人不让路，就打！今天过不去汝河，后面敌人明天就赶到了。我们决不给敌人以时间！”邓小平还说：“在最紧急的关头，正是考验我们共产党和革命军人的时候，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和牺牲，坚决打过去！”经过激烈的奋战，先头部队终于在汝河上架设了一座简易浮桥。8月25日下午，各部队先后渡过汝河，继续向南前进。8月27日，野战军主力渡过淮河，进入大别山。
自8月7日开始执行千里跃进大别山的战略任务，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经过二十天的急行军，克服重重困难，冲破国民党军围追堵截，奔赴千余里，终于先敌进入大别山区，胜利完成千里跃进大别山战略任务。
“很顺利地实现了战略反攻的任务”
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恰似一把利剑插进蒋介石反动统治的心脏”，对于改变整个战争形势“起了决定性的战略作用”。
刘邓大军在进入大别山区后，以主力一部坚持在大别山北麓就地展开，另一部分主力向皖西、鄂东地区展开，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重点轮番进攻，到11月，共歼敌3万余人，建立起33个县的民主政权，初步打开了大别山地区的局面。他们“在大别山和中原地区背住了蒋介石在南线全部兵力一百六十多个旅中大约九十多个旅左右的兵力”，并使之成为当时“敌人兵力集中最多的战场”。刘邓大军还与陈粟、陈谢大军协同作战，密切配合，以大别山为根据地，迅速恢复了中原解放区，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夺取全国胜利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1947年12月，毛泽东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的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说：“人民解放军即已转入全国规模的进攻，破坏了蒋介石将战争继续引向解放区，企图彻底破坏解放区的反革命计划，现在，战争主要地已经不是在解放区进行，而是在国民党统治区进行了，人民解放军的主力已经打到国民党统治区域里去了。”“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毛泽东还特别强调，“我在大别山各兵团没有站住脚，我们不敢开这个会，我也不敢讲这个话，不敢写这篇文章，不敢讲伟大的转折点”。
克服困难，勇挑重担，刘邓大军以狭路相逢勇者胜的精神，取得了千里跃进大别山的胜利。四十多年后，邓小平回忆起这段经历时说：“往南一下就走一千里，下这个决心，真了不起，从这一点也可看出毛主席战略思想的光辉。而这个担子落在二野身上，整个解放战争最困难的是挑这个担子，是挑的重担啊。不是说消灭敌人九个半旅是挑了重担，主要的是撇开一切困难，坚决地挺进一千里，挑的就是这个重担。”“当时形势相当严峻，相当险恶，但是整个地看应该说是很顺利地实现了战略反攻的任务，跃进到大别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