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中国工农红军惊天动地的万里长征，是中国革命斗争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是世界军事史上的伟大壮举，是一部百折不挠、气壮山河、荡气回肠的英雄史诗。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长征的胜利，靠的是红军将士压倒一切敌人而不被任何敌人所压倒、征服一切困难而不被任何困难所征服的英雄气概和革命精神。”

　　长征是革命斗争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的集中体现

　　1933年，蒋介石置民族危亡于不顾，纠集五十万军队，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军事“围剿”。尽管广大红军指战员英勇奋斗，但是，在“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指导下，第五次反“围剿”最终失败。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到了危急关头，中国革命到了危急关头，中华民族到了危急关头。面对生死存亡的严峻考验，1934年，中央红军被迫长征。随后，其他几个革命根据地的红军，也先后开始长征。

　　从1934年到1936年，经过两年的殊死战斗，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终于战胜了上百万围追堵截的国民党大军，克服无数凶险自然环境的阻隔困厄，结束“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领导，化解右倾分裂主义的危害，先后到达陕甘地区，胜利地结束长征。红军长征，是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在多次濒于绝境的情况下，用生命和热血完成的艰难征程。长征历时之长、规模之大、行程之远、环境之险恶、战斗之惨烈，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世界战争史乃至人类文明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

　　凶恶残暴的追兵阻敌，是红军长征中最大的敌人。为了消灭长征中的红军，蒋介石调集了中央军、粤军、湘军、桂军、黔军、滇军、川军、东北军、西北军、马家军及少数民族中反动土司、头人的部队，千方百计地围困、追击、阻截红军，企图将各路红军消灭殆尽。长征途中，英雄的红军，为了击退、摆脱敌人，血战湘江、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鏖战独树镇、勇克包座、转战乌蒙山，付出了惨烈的代价。当时平均年龄只有20岁的年轻红军队伍，在不到两年时间里，与敌人进行了600余次重要战役战斗，几乎每天都有一场遭遇战，而每前进300米就有一名红军献出他们宝贵的生命。29岁的红军师长陈树湘身负重伤、不幸被捕后，乘敌不备，用手从腹部伤口处绞断自己的肠子，壮烈牺牲。贺炳炎一条胳膊被打断后，躺在一条长凳上。由于没有麻药，卫生员用绳子将他捆住，医生踩着他的身子，用锯木头的锯子给他截肢。类似的故事，几乎每天都发生在红军队伍里面。

　　沿途的严酷自然环境和天险阻隔，是红军长征中最凶恶的敌人。红军先后跨越近百条江河，穿越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征服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在自然环境极其恶劣的雪山草地中，红军每前进一步都要克服巨大的困难。他们不断挑战着人类身体的极限，许多人因此付出生命的代价。有的一不留神滑下山谷，有的想休息片刻却一睡再也没能起来，有的虽然站着却因为冰雪严寒成为一尊雕像，有的被沼泽吞噬没有留下一点印迹，有的因为没有粮食而被活活饿死……有同志回忆，爬雪山时，大家“用数步子的办法来坚持，开始是走100步稍停一下喘口气，过一会改成50步，最后改成30步稍歇息，走不动也得走，否则就永远躺在这里。”过草地时，红军干粮吃尽，只能吃野菜，中毒的人很多。于是，专门成立了一个试吃小组，全部由共产党员组成。首先由他们试吃野菜，吃了之后，如果不过敏，没有死掉，就证明这种野菜可以吃。他们便把能吃的野菜每一种都放一点在路旁，让后面的战友认识可以吃的野菜。就是在这样的凶险环境中，红军将士创造了气吞山河的人间奇迹。

　　“左”倾教条主义和右倾分裂主义等党内错误思想，也给红军长征造成了极大的困难。长征初期，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领导，红军指战员虽艰苦奋战，却无谓地付出惨痛牺牲。特别是经过湘江战役，中央红军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血的事实使大家逐渐认识到，只有改变“左”倾冒险主义军事领导，红军才能取得主动。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改变了中央和红军的领导，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使党和红军在极端险恶的情况下转危为安。6月，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掌握红四方面军领导权的张国焘自持人众枪多，个人野心膨胀，企图夺取党和红军的最高领导权，并明目张胆地成立“第二中央”，分裂党和红军。党中央和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王稼祥、彭德怀、刘伯承、任弼时、贺龙、徐向前等领导成员和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对此进行了坚决、勇敢的斗争，终于战胜了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有力地维护了党和红军的统一和团结。

　　长征是中国共产党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集中体现

　　在艰难而又危险的战争环境中，广大红军指战员在党的正确领导下，依靠压倒一切敌人而不被任何敌人所压倒、征服一切困难而不被任何困难所征服的英雄气概和革命精神，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最终取得了长征的伟大胜利。

　　聂荣臻曾说，红军打仗打的是干部，打的是党团员，每一仗下来，党团员伤亡数量常常占到总数的四分之一甚至二分之一。红军将士不知道长征何时能够结束，也不知道自己会不会走完长征路，但他们坚定地跟党走，用生命和鲜血写出了不朽的精神传奇。战士们面对凶恶敌人和艰难险阻，如果没有革命的英雄主义精神和战斗到底的顽强作风，是难以完成任务的。朱德在谈到红军勇士抢渡大渡河的光辉事迹时指出：“红军体现了英雄主义的新观念。我们培养出革命的群众英雄，他们不自私自利，不为任何诱惑所动，决心为革命牺牲，一直战斗到我们的人民和国家获得解放为止。”

　　长征的胜利，也离不开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湘江战役后，蒋介石窥破红军到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师的意图，调集大军伏击红军。正是由于毛泽东及时地提出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的建议，红军改变了战略方向，才避免了一场危机。遵义会议后，在新的中央领导的指挥下，红军重整旗鼓，展开机动灵活的运动战，四渡赤水、佯攻贵阳、巧渡金沙江，迅速摆脱敌军追堵拦截，取得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这一胜利，充分显示出毛泽东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和广大红军指战员坚决的军事执行力。除了军事领导，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还实行坚强的政治领导，制定了正确的群众政策特别是民族和宗教政策，使党和红军得到各族群众的支持和帮助。即使在艰苦行军作战途中，红军也时时关心群众的生活，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力所能及地帮助群众。途经西南、西北少数民族聚居区时，红军积极宣传和执行党的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充分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严格保护群众各项利益，积极同民族宗教上层人士开展统战工作，因此很快得到各族群众的信任和支持，顺利走完长征路。

　　长征过程中，党和红军的力量受到了巨大损失。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长征出发时，总人数约20万人，最后到达陕、甘地区时，只剩下五六万人，牺牲15万人，平均四个人只有一个人到达陕北。牺牲最大的中央红军，出发时8.6万人，只有不到7000人到达陕北。英勇牺牲的红军指战员，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他们的这种精神，已经深深融入中国共产党人红色基因和中华民族的血脉，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长征后，作为幸存下来的革命火种，这些红军骨干经过艰难的万里转战，大大地增长了才干，成为坚强不屈、千锤百炼的红军指战员。他们是伟大长征精神的第一批见证者、宣传者、践行者。他们在党的领导下，巩固和发展了陕甘革命根据地，使全国革命的重心移到了靠近抗日前线的西北地区，为革命新高潮的到来、抗日战争时期的大发展和全国革命的伟大胜利，奠定了重要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