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事总是有风险的。正因为有风险，才需要担当。凡是有利于党和人民的事，我们就要事不避难、义不逃责，大胆地干、坚决地干。

——2021年9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

“事不避难”语出《后汉书·虞诩传》：“志不求易，事不避难，臣之职也。不遇盘根错节，何以别利器乎。”虞诩是东汉名将，为官清廉刚正。汉安帝年间，朝歌一带遭到叛匪数千人连年聚众作乱，州郡无法平定。当朝廷派虞诩去朝歌当县令时，虞诩的朋友都替他担忧，他却坦然答道：“事不避难，臣之职也。”

“义不逃责”，早在《论语》中可见类似表述：“见义不为，无勇也。”所谓“义”，指为所当为，既是正义，也是义务。“事不避难”与“义不逃责”连用，意即面对艰险，合乎道义就不畏惧，要当仁不让地担负起责任。

“事不避难、义不逃责”，体现了迎难而上、敢于担当的优秀品质，它深深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土壤中：既有“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情怀信念；又有“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越是艰险越向前”的知难而进；更有“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的坚定勇毅。

担当精神一个显著的本质特征就是敢于斗争。需要担当的任务往往急难险重，需要直面的问题往往艰巨复杂，然而正是由于艰难，更可见担当的可贵。公元753年，颜真卿出任平原郡太守。平原郡属河北道，是安禄山的管辖范围，而此人早就蓄谋反叛。颜真卿一到任上，就察觉大事不妙，于是暗中备战，借口防洪防灾需要，派人疏浚河道、高筑城墙、登记壮丁、囤积粮草。后来，安禄山在范阳起兵造反，河北二十四郡官军几乎都吓破了胆，降的降，逃的逃。只有颜真卿站了出来——他治下的平原郡，顽强抵抗，还联络了周边17个郡，趁安禄山长驱直入、后方空虚之时，同时起兵反抗，极大地扭转了安史之乱初期的政局。

“事不避难、义不逃责”，是有担当的仁人志士对自身的要求，往往会因为沧海横流而更显光辉。

中国共产党建党之初，全国只有50多名党员，但党的一大仍然明确把“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废除资本私有制”写入党纲。大革命失败后，血雨腥风之中，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共产党人挺身而出，组织领导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其他武装斗争，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抗日战争时期，在民族危亡的历史关头，中国共产党以卓越的政治领导力和正确的战略策略，指引了中国抗战的前进方向，坚定不移推动全民族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反对妥协、分裂、倒退。解放战争中，面对中国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大决战，虽然敌我力量悬殊，中国共产党人不畏强敌、奋然而起、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最终推翻了国民党反动统治，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这一个个重大历史关头，面对种种不利形势、重重困难考验，中国共产党人哪怕有一次退缩或放弃，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就难以想象。

毛泽东在长征期间写下《十六字令·山》：“山，刺破青天锷未残。天欲堕，赖以拄其间。”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如同挺立在天地之间的一座大山，在民族危难、人民困厄之时，永远会挺身而出，成为民族的脊梁、国家的栋梁、人民的靠山。

今天的党员干部，虽不再像革命战争年代那样时刻面对鲜血和死亡，但同样把担当挺在了一场场硬仗里。疫情防控中，他们逆行出征、挺身而出，治病救人、严防死守；洪水来临时，他们肩扛沙包、昼夜抢险，为人民筑牢堤坝；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一线，他们进村入户、苦干实干，为贫困户拔除穷根、谋划发展……他们用知重负重、攻坚克难的实际行动，诠释对党的忠诚、对人民的赤诚。

马克思曾指出，如果斗争是在极顺利的成功机会的条件下才着手进行，那么创造世界历史未免就太容易了。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我们面临的风险挑战明显增多。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艰巨繁重，要做好工作都要担当作为，改革越到深处越要担当作为。当年挺进藏北解放阿里的“人民功臣”李狄三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什么叫共产党员，共产党员就是在最困难的时候，向党要副担子挑在肩上的人。”

党员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要将“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的担当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树立这样一种坚定的信念——无论什么时候，凡是有利于党和人民的事，就要大胆地干、坚决地干；该担的责，就要挺身而出、迎难而上，冒着风险也要担。唯有如此，方能真正赢得民心，赢得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