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是立规矩的地方。党的规矩、制度的建立和执行，有力推动了党的作风和纪律建设。”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西柏坡，站在当年中央政治局开会的屋子里如是说。

时间追溯到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为了防止革命胜利后党内可能出现的麻痹、松懈情绪，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制定了“六条规定”：一、不做祝寿；二、不送礼；三、少敬酒；四、少拍掌；五、不以人名作地名；六、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平列。

简简单单的六条，看似朴实无华，却内涵丰富、实在管用，它照鉴了共产党人博大无私的情怀，彰显了共产党人的人格魅力。虽然那些定规矩的人已经离我们远去了，但是他们身居高位却从不摆架子搞特殊，一刻也不脱离群众的崇高品德、优良作风和伟大人格，仍旧是激励我们继续前行的巨大精神力量。

最严家规

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分配到西柏坡附近的农村开展土改工作期间，与刘谦初烈士的女儿刘思齐逐渐产生了感情。当岸英第一次找到父亲说“两个人准备办理结婚手续”时，毛泽东得知刘思齐还未满18周岁，就坚决地表示“不行，差一天也不行”。后来，岸英觉得自己都快27岁了，当时岁数不够结婚的人也有不少，于是又找到父亲。毛泽东大声地说：“谁叫你是毛泽东的儿子，我们的纪律你不遵守谁遵守？”

“谁叫你是毛泽东的儿子！”一言九鼎，掷地有声。乍看起来有点不合情理，但却蕴含着深刻的大爱。毛泽东的亲情，不是谋私徇亲、沾亲带故的狭隘小爱，而是一种守住公与私分界线、吃透严与爱辩证法的大爱。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把对家人浓郁的爱化作了严格的家规，点点滴滴铸就红色家风的传奇。

新中国成立不久，周恩来就制定了“十条家规”，包括“外地亲属进京看望他，一律住国务院招待所，住宿费由他支付；不许请客送礼；不许动用公家的汽车；在任何场合都不许说出与他的关系，更不要炫耀自己”等内容。“十条家规”的核心要义是不搞特殊。家规虽为家事，却展现了周恩来严守党的纪律的崇高境界。

刘少奇优良醇厚的家风一直为人称颂。他从来不把孩子看成自己的“私有财产”，而把他们看作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对孩子一向严格要求，绝不让他们搞特殊化。为了锻炼孩子的独立生活能力，刘少奇把三个孩子送到学校寄宿。当时，正是我国经济困难时期，学校伙食差，有时还吃不饱。看到孩子们因缺乏营养脸色难看，身边工作人员很心疼，建议把他们接回来，刘少奇硬是不同意。

陈云给家人定下了“三不准”的家规：不准搭乘他的车、不准接触他看的文件、子女不准随便进出他的办公室。他还特别给工作人员交待，孩子上下学不许搞接送，不许搞特殊化，要让他们从小就像一般人家的子女一样学习和生活。这种严格的家教深入每个家庭成员的心中，连他的小孙子也常说：“我家里有规定，不能用公车，不能坐爷爷的车。”

家规、家风体现着一个家庭的风气、风格、风尚。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家规、家风，底色是鲜红透亮的，不染杂质，体现着党的信仰、宗旨和作风。干事业铁马秋风，爱子女铁骨柔情，正是老一辈革命家给我们留下的宝贵财富，彰显出共产党人特有的风范风骨。

最美情怀

1957年2月，时任国家副主席的朱德到昆明视察工作。云南省委负责接待工作的同志发现他每天吃的都是豆荚、苦棘花、青蚕豆等素菜，伙食费用大大低于规定标准。为保证营养，厨房第二天专门加了一个菜——燕窝炖鸽蛋。朱德见后眉头直皱：“我们每天吃得很不错了嘛，群众能这样吗？”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功勋卓著，却从不居功自傲，身居高位，却一刻也不脱离群众。正是这种党与人民风雨同舟、生死与共，始终保持血肉联系，是我们战胜一切困难和风险的根本保证。

1949年10月1日，在乌鲁木齐万人庆祝解放的游行中，彭德怀看到有群众抬着一张自己的画像，他的两道浓眉拧了起来，对身边的人说：“胜利了，要警惕，万岁的口号，首先应该还给人民。”说罢，他大步走下主席台，扯下了自己的画像。1951年，在朝鲜战场上，彭德怀到山洞看望战士时，看到自己的照片被挂在山洞墙上，立即令人把照片摘下来。

1955年，贺龙到青岛第四海军学校视察。中午，学校请贺龙到饭堂用餐。偌大一个饭堂全腾了出来，师生们却聚在院子里，蹲在地上围成一个圆圈吃饭。贺龙的脸色顿时沉了下来，他向蹲着吃饭的学员们走过去：“给我一个碗，我就在这里与你们一起吃。”一旁的苏联高级顾问大惑不解：“元帅怎么能和士兵蹲在一起吃饭呢？”贺龙哈哈一笑：“顾问同志，这可是我们中国军队的传统啊！”

1978年，广东惠州一位名叫麦子灿的机关干部，给时任省委第二书记的习仲勋写了一封批评信，向他提出两条意见：一是爱听汇报，爱听漂亮话；二是处理群众来信来访不及时。对这封措辞尖锐的批评信，习仲勋给予充分肯定，亲自写了回信，还与来信一起转发全省。他说：“麦子灿同志对我的批评，是对我们党内至今还严重存在的不实事求是、脱离群众等坏作风的有力针砭，应该使我们出一身冷汗，警醒起来。”寥寥数语，饱含赤子情怀，彰显博大胸襟。

最高自律

和任弼时一起工作和生活过的人，都知道他有“三怕”：一怕工作少；二怕麻烦人；三怕用钱多。他总是说：“凡事不能超过组织规定的制度，一丝一毫不能特殊！”刚进北平城时，后勤部门花了很少一点钱维修了住所的窗户。他知道后很不安，一晚上都睡不着觉。那时，他的身体不好，住所又紧邻着大街。组织上替他选了一处比较适宜的房子，建议他搬过去。他说：“那个房子住着一个机关，而我是一个人，怎么能以一个人来牵动一个机关呢？”后来，组织上准备给他整修另一处房子，他知道后又拒绝了。一直到他逝世，都是住着原来的房子。

“共产党员和干部应该把谋求特权和私利看成是极大的耻辱。”“极大的耻辱”这几个字，字字千钧，是老一辈革命家心底的“雷池”。他们始终牢记公仆身份、党员本色，高度重视剔除特权思想，旗帜鲜明地与各种特权现象作斗争，以“一丝一毫不能特殊”的率先垂范，为全党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新中国成立后，有的亲戚看到董必武在北京做了“大官”，就希望他在私事上“关照关照”。董必武对亲戚们那些不合理的要求，一概坚决拒绝，并说：“即使是合理的要求，也不要从他这里打主意，应该通过自己所在单位的正常途径申请解决。”他还给亲友们写了一封“通函”：告诉他们不应通过领导干部个人关系办私事。

1957年4月，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谭震林率工作组，到湖南攸县上云桥乡蹲点。谭震林在1930年秋率部攻占攸县县城离开后，就一直没有回过家乡。当他到县城以后，县委决定将他和随行人员安排在新盖的县委招待所里，另开“小灶”，指派专人做服务工作。谭震林知道后，坚决拒绝了。他认为自己回乡蹲点不是“衣锦还乡”，决不能搞这样的“特殊接待”。在历时43天的蹲点中，他和干部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乡亲们亲切地说：“震林没有变，还是当年闹革命时的那个样！”

最廉风范

对于执政党而言，其成员能否遵章守纪，不搞特权，关乎人心向背、民心得失、事业成败。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定下的“六条规定”中，“不送礼”赫然列入其中。对此,老一辈革命家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守本分、严纪律、讲规矩，不仅清廉风格值得称道，其表现出来的“拒礼”艺术也值得长久品味。

1973年10月，周恩来陪同来访的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一行前往洛阳龙门石窟，看了宾阳洞后，来到禹王台。这里正在出售龙门碑刻拓片。当他得知这是魏碑拓片时，就问：“一套多少钱？”负责销售的服务员告诉他一套500元。周恩来扭头问身边的秘书带了多少钱，大家凑了一下，也没有凑够。这一情景被陪同的地方领导看见了，就向周恩来提出：“我们送您一套！”周恩来马上警觉地望着这位领导，口气非常严肃地说：“你这个同志，怎么这么讲！国家的财产怎么能送人！”周恩来反复看了拓片，最终还是因为没有凑足500元而依依不舍地离去，在场的所有人无不为总理廉洁奉公的精神所感动。

邓小平曾说过：“共产党人干事业，一靠真理的力量，二靠人格的力量。”当年，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接受采访时感慨：“是周恩来的人格魅力说服了我。我觉得，一个拥有如此高尚的领导人的政党是值得信赖的。”回顾我们党90多年奋斗历程，一代又一代优秀共产党人的人格力量，养天地正气，引万众归心。“那些为共同目标而使自己变得更加高尚的人，历史承认他们是伟人。”

“不做寿，这条做到了；不送礼，这个还有问题，所以反‘四风’要解决这个问题；少敬酒，现在公款吃喝得到遏制，关键是要坚持下去；少拍掌，我们也提倡；不以人名命名地名，这一条坚持下来了；第六条，我们党对此有清醒的认识……”这是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西柏坡对“六条规定”作的逐条点评，忧患意识溢于言表，从严治党的决心坚如磐石。如今，与“六条规定”一脉相承的“八项规定”，让党风政风焕然一新，让我们党在社会矛盾相互交织、国内国外局势错综复杂的形势下，肩负起人民的重托，书写出合格的答卷。然而，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无论是“六条规定”还是“八项规定”，都如明灯高悬，警钟长鸣，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依靠自我革命，走出历史的“周期率”，铸就“大党的样子”。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赶考之路”远未结束，同志仍需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