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5月25日，井冈山宾馆，毛泽东同几位同志谈话。
此时，距离毛泽东从长沙出发，开启这次重上井冈山的行程已经40多天了，行程即将画上句号。
在谈话即将结束时，毛泽东问身边这几位几乎陪伴他全程的同志：井冈山的好制度、好作风是什么？
大家异口同声：艰苦奋斗。
参加这次谈话的时任江西省委常委、副省长王卓超回忆说，毛泽东笑了，但是那笑容就像老师听到学生回答感到文不对题那样，“慈祥又无奈”。
显然，学生的回答，不是老师心中的答案。
这是，有人小声嘀咕了一句：“支部建在连上。”
“回答正确。”
很多年以后，许多当事人都回忆说，那次，毛泽东上井冈山，对身边同行人几乎说了一路井冈山斗争的历史。可以说，当年的烽火硝烟，当年的筚路蓝缕，当年的艰苦探索，对于毛泽东而言，既到眼前，更上心尖。
“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这是毛泽东的思索之旅。三十八年前，他同样一路行来，一路思索。
一支军队的新生
1927年9月，湘赣边界，危机四伏。
远远的，走过来一支参加过秋收起义的部队。这支部队，服装杂乱，既有衣衫不整甚至褴褛的矿工和农民，也有身穿国民革命军制服的军人。明眼人会发现：这支部队士气不振，失败和迷茫的情绪弥散在队伍之中，普通伤病员得不到有效治疗，一路上，甚至有的就死在路边。但是一些配备了皮靴、皮包、皮绑腿、皮腰带、皮马鞭的“五皮军官”依然耀武扬威，皮鞭会毫不留情地抽向士兵。尽管，他们都属于这支打着镰刀斧头红旗的工农革命军。
此刻，士兵们在互相小声议论着：“秋收暴动失败了，太惨了，5000人被打剩下我们这些。前几天，卢德铭总指挥也牺牲了，余洒度师长和前委书记毛委员根本谈不拢。这样下去，我们当兵的没有出路。每天都有人走了。你呢，你走不走？”士兵们目光犹疑，眼神涣散，毫无斗志。
在队伍里，有这支部队的最高指挥官，被称为“毛委员”的毛泽东。他不修边幅，但是忧虑的眼神里始终闪着坚毅的光芒。他时不时地和余洒度争论着什么，竭尽全力指挥着部队；又时不时地走到士兵们当中，和他们谈话。
一些原来属于北伐铁军“叶挺团”的指战员说着心里话：“叶挺团”之所以战斗力最强，就是因为团里建有党组织，但是可惜，营和营以下就没有了，士兵不知道谁是共产党员。谈话间，有的士兵不认识这位留着长发、穿着草鞋，看起来又像书生的人，呵斥着让他背枪挑担子。他也不恼，照样和和气气，还打趣说，我昨天背过了，今天你们班长让我休息一天。有士兵赶忙说：这是中央派来的毛委员。那几个士兵一惊：他就是毛委员？这么和气！
这天，这支军心不稳的部队翻越山口，来到了一个小山村。这里，四面环山，非常僻静。刚吃过晚饭，一个戴眼镜的军官派几名士兵到村里那个叫做“泰和祥”的杂货铺门口站岗，“毛委员他们开会呢。”杂货铺里，油灯点到后半夜，争论声几乎不断，但终于复归平静，最后，只剩那个韶山口音，以及大多数参会者的附议声。
“一定发生了啥大事。”站岗的士兵暗自揣度。
第二天早晨，集合哨吹起，大家匆忙赶到村前的大枫树下集合。那个戴眼镜的军官自我介绍说，他是第一团特务连党代表，叫罗荣桓。他和其他士兵一样站到队列里，一起听余师长和毛委员讲话。
可是，余洒度都讲了些啥呦！除了宣布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以外，就是抱怨，就是消沉。说的人、听的人都像失了魂似的。
这时，毛委员走上前来，他含着笑说，没啥了不起，敌人只是在我们身后放冷枪，他有两只脚，我们也有。贺龙同志两把菜刀闹革命，现在有了一个军。我们现在有两个营的人，还怕干不起来吗？没有挫折失败，就不会有成功。
毛委员还说，愿意革命的，站到左边，愿意走的，我们也不勉强，还发给路费。
全场寂静，山风吹过，身后的枫树哗哗作响。
这支大枫树下集合的队伍，他们所站立的地方，是江西省永新县三湾村枫树坪。这个历史性事件，就是我党我军历史上著名的“三湾改编”；这场改编中最著名的举措就是：支部建在连上，即，部队建立党的组织，连设支部，班、排设小组，营、团建党委。一切必须经党组织集体讨论决定。还有，连以上建立士兵委员会，官长要受它监督；从现在起，官兵一律平等。
但在当时，并不是所有人都看好三湾改编。仅仅过了几天，余洒度和三团长就逃跑了。逃跑的团长还给中央写了一封信，结论是：该部队恐难久存也。
一年后，即1928年，井冈山。在逃跑者眼里“恐难久存”的红军从三湾改编时的700人扩大到了数万人。毛泽东欣慰地写道：红军之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此时，站在黄洋界哨口，举目四望：五大哨口郁郁葱葱，人口50余万的井冈山根据地，红旗招展。
几十年后，已是共和国元帅的罗荣桓评价道：“三湾改编，实际上是我军的新生，正是从这时开始，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如果不是这样，红军“即使不被强大的敌人消灭，也只能变成流寇”。
一道难题的破解
但是，并不是把支部建在了连上，就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了。同样在井冈山，毛泽东一方面肯定了支部建设的进步和成效，另一方面依然对支部建设情况感到不满。他说：“事实证明，哪一个连的党代表较好，哪一个连就较健全……现在连支部缺乏好的书记。”更让他忧虑的是，根据地乡村的党组织建设存在着严重的问题。他说：“党在村落中的组织，因居住关系，许多是一姓的党员为一个支部，支部会议简直同时就是家族会议。在这种情形下，‘斗争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建设，真是难得很。”
翻遍毛泽东选集，“真是难得很”这五个字除此一处，再难看到。如果我们进一步想到，他是“支部建在连上”这一党建思想的首创者，我们就更可以想象，写下这五个字时，毛泽东对党的支部建设，该是充满着怎样的期盼，又充满着怎样的焦虑。1929年，红四军到达闽西后，多重因素之下，那些没有彻底解决的关于党的建设、关于党对军队的领导等思想认识问题，以及由之产生的实际操作问题，终于在部队高层和基层连队引发激烈争论。毛泽东关于党的建设的主张不但得不到广泛支持，他还被红四军第七次党代会撤了职。之后召开的红四军八大不但没有解决问题，更由于军队里的极端民主化而导致各方都为自己的利益吵成一团。病中的毛泽东向大会请假，未获批准，被用担架抬到会场外。他只能无奈又心痛地看着这一切。可以想见，看着这闹哄哄的场面，“真是难得很”这五个字，又一次浮现在毛泽东脑海里。
直到这年11月，由陈毅带回的中央指示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在红四军里的领导地位，更充分肯定了毛泽东的主张，部队的争论才渐归平息。中央的指示和红四军建设的事实教育了官兵，更让大家迫切感到，必须再开一次红四军党代会，以进行思想整训，更好地统一认识。
1929年12月29日，福建省龙岩市上杭县古田镇采眉岭笔架山下的“廖氏宗祠”里，漫天大雪中，红四军召开了第九次党代会。会场里，火炉的火焰映照着红军指战员的脸庞，但是更让大家心头火热的，是重回领导岗位的毛泽东正在发表的重要讲话。这篇讲话，是毛泽东自三湾改编以来对破解那些“真是难得很”问题思考的集大成。
那时，毛泽东身处闽西一隅；那时，红军还是初创时期；那时，中国共产党成立只有8年。但是今天，我们捧读这份叫做“古田会议决议”的文献，依然会深深折服于毛泽东那具有前瞻性、穿透力的伟大思想。比如，他首次提出了“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这一贯穿至今的重大命题；比如，他第一次明确了吸收党员第一位的标准就是“政治观念没有错误”；比如，他振聋发聩地指出了“支部会议的重要意义：第一，是解决问题”“第二，是教育同志”；比如，针对支部会议存在的“党员到会如坐狱”的情况，他说“共产党的会场要是反映无产阶级之积极的活泼的爽快的精神，把这些做成秩序”；比如，他有针对性地指出，要把党内批评作为“坚强党的组织、增加党的战斗力的武器”，等等。
今天，我们去古田会议旧址参观，会看到旧址背后山上的那行大字“古田会议永放光芒”；会听到人们由衷地说，胜利从古田走来。
这个胜利，既是人民军队建设的胜利，同样是包括支部建设在内的党自身建设的胜利。
一个命脉的赓续
改革开放以来，党支部建设面临新要求，面对新挑战、新困难，有些时候，也让我们感到“真是难得很”。
赓续三湾改编的命脉，传承古田会议的光芒，始终把握“支部建在连上”这一党建命题，十八大以来，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与时代同发展，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习近平总书记在回顾党史时指出：我们党在武装斗争时期就强调支部建在连上，从三湾改编，到古田会议，就开始政治建军，强调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立足当前，总书记强调：要突出党性锻炼，要让支部成为团结群众的核心、教育党员的学校、攻坚克难的堡垒。总书记的要求，为解决“真是难得很”的问题，指明了方向。
2017年，十九大修改党章，以党内最高法规的方式确定支部是党的“基础组织”，规定了支部担负的“直接教育党员、管理党员、监督党员和组织群众、宣传群众、凝聚群众、服务群众”这一基本政治功能，为新时代支部建设明确了方向。2018年，中共中央首次印发了《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试行）》，对破解“真是难得很”的问题进一步提供了法规保障。中央在通知中首次明确指出：重视党支部、善抓党支部，是党员领导干部政治成熟的重要标志。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2007年，时任上海市委书记习近平来到中华企业大厦，对适应特大型城市基层党建新要求，通过把“支部建在楼上”，从而凝聚起在同一楼宇的非公有制企业党员向心力的创新做法给予高度肯定。2018年，站在中国第一高楼上海中心大厦的陆家嘴金融城党建服务中心，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党建工作的难点在基层，亮点也在基层。基层党建既要发扬优良传统，又要与时俱进，不断适应新形势，拓宽基层党建的领域，做到党员工作生活在哪里、党组织就覆盖到哪里，让党员无论在哪里都能找到组织找到家。
也是在2018年，上海电视台播出了与市党建服务中心联合摄制的以党支部为主角的公益广告片，这部片子取材于上海四个优秀党支部事迹。短片结尾，画外音道出了所有党支部的心声：
每一天都和你一起，为更好的明天而奋斗！
